作者：豆海锋（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西头遗址是近年来商周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对该遗址的考古工作不仅揭示了一处目前所见泾河流域最大规模的商周聚落，也为周人早期发展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考古视角。历史文献记载，周人先祖始于后稷，后“窜于戎狄之间”，并有“公刘居豳”“古公亶父迁岐”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其中公刘居豳至古公亶父迁岐之前所在的区域，多被学者认定为泾河中游地区。据最新的考古成果，西头遗址所见商周遗存可从晚商发展至西周晚期，延续500余年未有间断。考古遗存与历史文献在时空上的对应，成为探索周人早期发展、西周建国及至衰落历程的一个重要路径。《诗经·大雅·文王》有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显示了周人早期发展中的“维新”使命，而考古学材料所反映的阶段性变化，就成为探索“维新”过程的重要条件。

　　一

　　西头遗址所见商周时期遗存各阶段的特征十分显著，可从器物、聚落等方面进行文化因素构成分析，以了解不同时期文化演进与人群变迁。

　　第一阶段，以郑家坡文化“孙家类型”遗存为主，见有少量碾子坡文化因素。通过比对，可判断该阶段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前后。郑家坡文化早期阶段流行的高斜领花边口沿联裆鬲、矮折沿花边口沿联裆鬲、矮折沿深腹盆、小口矮领折肩深腹罐等器型均在西头遗址可以见到，所见一定数量高直领带鋬分裆袋足鬲应属于碾子坡文化因素。从文化因素的数量来看，尤以郑家坡文化遗存为多，显示出这一阶段泾河中游与漆水河流域在文化面貌上有较强的相近性。此阶段与西头遗址邻近的孙家、断泾等遗址表现出相似的因素构成。这一时期聚落发现数量较少，规模普遍较小。

　　第二阶段，以碾子坡文化典型遗存为主体，见有少量“孙家类型”因素。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并与周边同类遗存比较，可判断该阶段的年代为殷墟二、三期。高领袋足鬲、口沿及腰隔处饰堆纹陶甗成为区域内分布最广的典型陶器，还见有高领平底罐、小口矮领折肩深腹罐。此时期区域内聚落数量骤增，各遗址表现出较为统一的文化面貌。以碾子坡、西头为代表的遗址成为泾河中游这一时期的聚落核心，规模明显大于枣林河滩、孙家等其他聚落。

　　第三阶段，混合文化因素阶段，通过碳十四测年及器形比较，判断该阶段的年代为商末周初。以窄折沿联裆鬲、小口圆肩罐、折腹罐为主体的文化因素用作本地因素的遗留；卷沿弧腹联裆鬲、高斜领联裆鬲、横绳纹鬲等与周原地区相近的因素亦具有一定数量；泾河上游地区所见的直领带鋬袋足鬲，近似殷墟文化的矮领分裆鬲等因素在西头遗址仅有少量发现。整体来看，各文化因素交错杂糅，充分反映了商末周初该区域内的文化融合与碰撞现象。此外，这一阶段西头遗址出现了以M90为代表的斜坡墓道大型墓葬和城址的出现，反映了区域聚落格局发生了质的改变。

　　第四阶段，以西周文化为主体因素，周式联裆鬲为典型陶器，同时还包括一定数量的上阶段各文化因素孑遗。此阶段西周城址建成，城外东南方向有大型围沟墓地，墓地内发现10余座带墓道大型墓葬及千余座中小型竖穴土坑墓。已发掘各等级墓葬具有较为浓厚的殷墟文化遗风，盛行腰坑、殉人、殉狗及殷遗系青铜器，有族徽铭文铜器，同型族徽见于以西头遗址为中心的周边其他聚落墓葬之中，如下魏洛、崔家河等，充分显示出西头遗址这一阶段文化因素的影响力。

　　第五阶段：以西周文化因素占主体，包括折平沿分裆鬲、扉棱鬲等典型陶器，与都城丰镐、周原保持高度一致。这一阶段城址延续发展，但已于西周晚期时遭遇破坏；城外东南方向贵族墓地尚未见到中期偏晚阶段及晚期墓葬。城北斜圳地点冶铜遗存短暂兴盛，但规模不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已遭废弃。总之，这一阶段西头聚落呈衰落迹象，对外控制力已显不足。

　　二

　　西头遗址商周时期聚落变迁对窥探周人的兴衰具有启示意义。传世文献《史记·周本纪》最为系统地记载了周先公、先王世系，其中公刘、公亶父是周人翦商之前最重要的两位先公，于王季之时，周人迅速壮大，而后至文王、武王时逐渐征服周边邻近地区并灭商。西头遗址的五个发展阶段与周先公、先王久居之地及对泾河流域的管控方式有密切关联。

　　公刘居豳。《诗·大雅·公刘》篇说：“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公刘是周人先公中除后稷之外最善农事之人，其所生活之地即文献所称之豳地。豳地何在？素有泾河流域及汾河流域二说。近些年的考古工作显示，以西头遗址商周第一、二阶段为代表的遗存在时空特征与文献所载的事件较为接近，两阶段间的变化是区域人群与社会变迁的集中反映。第二阶段时期的聚落数量快速增多，出现碾子坡、西头等较大型聚落；从该阶段所见的动植物遗存来看，以粟作农业为主，以猪、牛、羊为主要家养动物等形成了稳定的经济模式，这种特征与自龙山时代以来的生业模式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史记·周本纪》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脩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由此可见，公刘时代对区域内农业、畜牧业、资源获取及人口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周人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

　　古公亶父迁岐。古公亶父之事也见于《史记·周本纪》：“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薰育戎狄攻之……乃与私属遂去豳。渡漆沮、梁山、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太史公认为，古公亶父及其族人在豳地繁衍兴盛，却又饱受戎狄侵害，不得已率亲密随从离开古豳地，跋山涉水到达岐下。目前周原遗址的考古发现也已然证明这是一处自殷墟三、四期开始迅速兴盛发展的大型遗址。结合近期对旬邑枣林河滩遗址的大规模测年数据分析，可认为在公元前1160年至公元前1110年之间，相当于商王武乙、周太王古公亶父生活的时代，枣林河滩遗址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变化，其或与文献记载的古公亶父迁岐事件相关。西头遗址第二、三阶段之间的变化较大，以陶器为代表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聚落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变迁应与“古公亶父迁岐”事件有关。

　　王季、文王之时。《史记·周本纪》云：“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文王即西伯昌，为季历子，武王为其孙，祖孙三代历经商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四王时期，与考古学上的殷墟四期相当。西头遗址近年的发现有助于理解王季、文王不断征伐邻近地区诸戎势力的记载。通过对上庙墓地墓葬的发掘，基本确认该墓地墓葬出现的年代为商末周初，诸墓葬葬俗大同小异，上庙M90三层殉人排葬葬俗，只见于殷墟、苏埠屯及长子口，M98弧曲墓道亦见于殷墟西区，M99与M100墓室东部“头箱”也见于前掌大等海岱地区商系墓葬，皆有浓厚的商系贵族色彩。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M90墓葬殉人的年代绝大部分早于公元前1050年，M90的埋葬年代有较大概率处于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1050年之间，这对于理解王季、文王伐戎之后如何处置异姓贵族具有启发意义，或可将上庙墓地诸大墓的形成看作是这一时期征伐四方安置贵族的结果。

　　西周建国初期。周人灭商之后，在泾渭地区以外设置了齐、鲁、燕、晋、曾、应等诸多封国，以藩屏周。但在泾渭地区，周人似乎并未设置封国。泾渭地区目前已发现的西周早期贵族墓地，以西头遗址级别最高，稍逊一筹的包括华县东阳与彭阳姚河塬，三者在地理上沿泾河、渭河几乎呈“一字形”分布，并西界陇山，南倚秦岭，构成一个相对独立、安全的三角形范围，位于这一范围内最重要的两个遗址便是丰镐及周原，西头遗址毋庸置疑被称为这一时期拱卫都邑的“前哨”。

　　西周中期及以后。从考古学发现来看，这一时期西头遗址所在的泾河流域开始出现较多的戎狄文化因素，也因戎狄入侵，不断发生周与戎狄的战争，学者认为西周晚期多友鼎所记载的京师当在古豳之地，多友鼎铭文还提到筍、龚、世、杨冢等地，对于认识以西头遗址为中心的西周中晚期政治地理格局有一定启发。近些年，关中东部渭北平原发现以澄城段家河、富平长春、澄城刘家洼、韩城梁带村等代表的两周之际贵族墓葬，充分说明西周晚期以来，随着西周王朝在泾河流域的管控日趋衰弱，大批原本生活于关中西部或泾河流域的贵族开始向东迁徙。西头遗址M90、M98等大型墓葬惨遭两次盗掘，其中一次大型盗掘与殷墟王陵被盗迹象近同，皆是对墓室的整体开挖，显示盗掘时间与墓葬埋葬时间相近不远；另一次盗掘则为小型盗洞，小型盗洞打破大型盗洞，根据对其中部分盗洞内残存动物骨骼的测年，小型盗洞发生在“两周”之际。西周亡于犬戎，或许正是从西头遗址等泾河中上游区域顺势而下至关中腹地。

　　三

　　若将前述各阶段遗存面貌与周人的历史记载进行拟合，则可见早期周人自“邰”至“豳”再至岐下不断迁徙的过程，其不断地融合各方文化因素，汲取精华，包容并蓄，虽窜于戎狄之间，却逐渐形成自身文化色彩。殷末之时已为西土之人的核心力量。周人善于伐交，在不断征伐过程中笼络一批社会精英并吸纳为翦商联盟。西头遗址商末周初贵族墓葬的发现充分体现出周人以殷制戎的政治策略，不仅合理妥善地安置了降服于周的异族贵族阶层，也充分巩固了“西周的后院”。尤其是在分封制度实施以后，以西头为代表的泾河贵族阶层，虽享有其社会上层人士具有的丧葬仪礼，却未有证据表明其掌握管控一方的政治实权，其大体相当于“荣誉诸侯”，这充分延展了周初分封制度的内涵，体现了周王室高明的政治手腕。随着时代变迁，周戎关系交恶，来自西北、北方的戎狄异族侵袭不断，导致西周中晚期政治危机的出现。总之，经过数年考古发掘工作，西头遗址的考古收获生动地揭示了一幅周文明起源、发展与衰落的历史画卷，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1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