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卫荣（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近年来，中国学界积极倡导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世界中国学和中国古典学，以此推动世界人文科学研究的进步。从世界汉学到世界中国学，从国学到中国古典学，这既标志着中国人文学术的成熟发展，也表明其自主创新程度的不断提升。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晚近学界对“冷门绝学”的抢救和复兴，既是对世界汉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建设世界中国学的一项重要举措。

　　回顾世界汉学二百余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西方Sinology（汉学）的研究范围从来都包括除汉民族以外的中国古代其他民族之语言和文明，它本就是一门“中国学”的学问。汉学家们通常既研究以汉族古代语言和文献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也重视中国边疆四裔之古代语文和文明的研究，他们都有着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此外，世界汉学从来都是一门古典学的学问。它的诞生虽然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各国“民族语文学”的兴起密切相关，但研究对象是中国诸民族的古代语文和文明，故必须严格遵守古典语文学的学术方法，从事的是一门可与西方古典学媲美的中国古典学研究。

　　长期以来，欧洲人文学术的核心是研究希腊、罗马古代文明的“古典语文学”，即今之所谓“古典学”。近代以来，欧洲的“民族语文学”，如罗曼语语文学、英语语文学等纷纷兴起。与此同时，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也蓬勃发展。它既是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的产物，也是欧洲“民族语文学”于东方的延伸。世界汉学就是在欧洲“民族语文学”和“东方学”同时勃兴的大潮中诞生的。“民族语文学”是研究单一民族之语言、文献、历史、宗教、文化和艺术等的一门语文学学科。由于“民族语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中世纪的和近代的民族语言和文本，它从一开始就缺乏古典语文学的古典学术性质，渐渐演变为从事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比较文学式的研究。是故，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欧洲人文学术的主流依然还是古典语文学和比较语文学，“民族语文学”没有能够于欧洲的学术体制内形成主导地位。

　　虽然欧洲的“东方学”“汉学”与其“民族语文学”几乎同时代兴起，但它们之间有以下两个明显不同的学术内涵。

　　第一，虽然“民族语文学”多以语文为标准进行分类，但其学术实践都是为建构欧洲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民族精神服务的。然而，这套用于建构单一民族/国家之古典文明研究的“民族语文学”的学术理念，无法直接照搬到对一个尚未形成明确的民族/国家形态的前近代国家的研究之中。所以，欧洲早期的汉学其实是清代中国之语文学，它不但研究汉族古代语言、文献和历史文化，而且也研究汉族以外的中国其他民族的语言、文献和古代文明历史。随着世界中国研究持续不断发展，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区域研究”的兴起，许多原来归属于汉学的重要学术领域，渐渐分化、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于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成了多个“民族语文学”和“区域研究”的研究对象，而传统“汉学”则被狭义地定义为专门研究汉族古代语言、文献和历史、文化的语文学学科。

　　第二，欧洲“民族语文学”从一开始或就是一门“中世纪学”，并很快就演变成为一门研究近代民族语文和历史文化的学问。比较起来，“东方学”和“汉学”却更具“古典语文学”的学术性质，这也凸显和拓展了古典语文学的学术方法和潜力。欧洲诸民族形成于近代，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都接续古希腊、罗马之古典文明，所以，欧洲的“民族语文学”或可被认为是接续西方古典语文学的“区域国别研究”。而西方“东方学”的研究对象，如中华文明、古代埃及、印度、两河流域等，也都拥有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同样悠久的历史、同样光辉灿烂的古代语文和文明，其学术价值、意义无疑都可与西方古典语文学相媲美。所以，用西方古典语文学的学术方法研究东方的古代语文和文明资料，不但创造了弥足珍贵的“东方学”学术成就，也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西方古典语文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对东方古典文明宝藏的疯狂劫掠，为西方古典语文学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学术财富。来自东方的古代语言、文献和文物资料，在为西方的古典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学术资料的同时，也让他们原本驾轻就熟的传统古典语文学研究增强了学术难度，带来了全新的学术挑战。由印欧语言研究发展出来的“比较语文学”和印度学（梵文）研究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西方最有成就的语文学学科。

　　就汉学和中国学而言，斯坦因、伯希和对敦煌、吐鲁番文献和文物的劫掠，让西方东方学研究的诸多学科有了飞跃式进步。若没有敦煌吐鲁番文献和文物的发现，那么对吐火罗语文的解读，梵语文、粟特文、于阗文等文献研究的进步，以及古代中西文明交流史的研究等，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对黑水城文献的掠夺，导致中国大量文献流失海外，但客观上也为西夏文文献的解读和西夏学的兴起奠定了一定学术基础，为12世纪以来的西域文明交流史和丝绸之路发展史的重构创造了必要的学术条件。

　　以上这些因敦煌吐鲁番和黑水城文献的发现而开辟出来的学术领域，长期以来是西方“东方学”研究的学术强项，可在它们的起源地中国却都成了亟待抢救的“冷门绝学”，这是中国学学术史上一段最令人难忘的“伤心史”。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当然首先是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文化遗产的疯狂掠夺，使得这些来自中国的文明财富在很长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为中国学者自己利用。其次，中国学者长期忽视对边疆民族之语文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再次，中国学者对古典语文学学术方法掌握之不足，也是造成很多对当下世界中国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今天成为亟待抢救的“冷门绝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要夺回对这些“冷门绝学”研究的主导权，除了要使这些被人劫掠走的民族文化珍宝重新为我所用外，也要提高我们的古典语文学学术水平，掌握好解读和研究这些文献、文物、稀世珍宝的学术工具和能力。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欧洲学界的“东方古典语文学”曾与西方“古典语文学”鼎足而立，其学术成就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的“民族语文学”。西方早期的东方学，如实际是“中国学”的“汉学”，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中国古典学”研究。将研究汉语言、文献的“汉学”与研究中国边疆四裔诸民族之古代语文和文明的学问圆满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学”，在学术旨趣上与“民族语文学”相应。从学术性质而言，世界中国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古典语文学的研究。与此相应，当下中国古典学的学术建构，要给予“冷门绝学”以重要的学术地位。只有继承世界汉学的旧传统，重视“冷门绝学”的开发和拓展，中国古典学才能名副其实地走上学术发展的正轨。

　　我们今天倡导的世界中国学，应将作为“古典语文学”的“汉学”和作为“民族语文学”的“中国研究”有机、完美地整合在一起，把那些被划归“中国研究”之外的多个特殊的区域研究重新回归整体的“中国研究”之中。在今天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我们不但要将所有已成为“冷门绝学”的重要学科完好地整合进“中国学”之中，而且还应该继续发扬“古典语文学”的学术传统，将它们作为“民族语文学/古典学”整合进我们建设中的中国古典学学科之中。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2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