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百年巨匠】

　　作者：刘洋（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1941年10月下旬的一天，因为战事迫近，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向同在香港的茅盾辞行，并力劝茅盾也离开香港去新加坡避一避。茅盾则坚定地表示：“我不能离开香港，我在这里有工作。”

　　抗战爆发后，茅盾作为著名文化人，虽然没有直接上前线，却一直在“第二战线”抗战，“抢救民族的危亡”（茅盾语），进行文艺救亡活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茅盾的朋友纷纷离开上海，但他仍坚守在这里。他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并出任《救亡日报》编委，主编《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后期由巴金主编），撰写创刊献词：“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的每一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在各自的岗位罢！”

　　1937年11月12日，经过八十多天的奋战，上海沦陷。12月，茅盾离开上海。受党的指派，他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广州、九龙等地，负责创办出版大型抗战文艺刊物《文艺阵地》。1938年4月16日，该刊物问世，茅盾几乎凭一己之力，将此刊物传送到全国的抗战前线与后方。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祝全国文艺家的大团结》一文，他强调“抗战的文艺工作的范围应该是极广大的”，呼吁文艺界的大团结，他以非凡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团结组织了最广大的作家群体，《文艺阵地》的触角和影响力遍及前线和后方。此刊物还开辟广播专栏，发布战地情况，推出抗战新作。张天翼、姚雪垠、丘东平、叶圣陶、萧红、刘白羽、丰子恺、老舍、田间、沙汀、夏衍、臧克家、何其芳等名家，都曾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文艺阵地》不仅为宣传抗战作出重要贡献，还培养了众多文艺新人。

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作者供图

　　由于敌机轰炸，广州印刷厂被毁坏，茅盾只好将《文艺阵地》秘密转至香港编辑，再将编好的稿子秘密送至孤岛上海着人印刷，印完后再用“走私”的方式运到香港，后经各种渠道运至内地发行。茅盾虽身在党外，但心时刻与党联系在一起。党通过相关部门转达对他的关心关怀时，他深情地说：“自己生活上能够解决问题，就不给组织添麻烦了。我要尽一切力量把刊物办好！”

　　1940年5月，在党的安排下，茅盾辗转多地来到延安。呼吸着延安的新鲜空气，感受着延安紧张而愉快的氛围，他由衷感到回家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他一方面被毛主席指定参加鲁艺的相关活动，一方面用犀利的笔继续战斗。党中央研究认为，像茅盾这样的知名文化人士，到国统区工作比在延安发挥的作用更大，留在党外更便于工作的开展。周恩来同志从重庆来电，嘱茅盾到重庆参加文化委员会工作。张闻天代表中央征求茅盾个人意见，茅盾坚决听从党的安排。

　　1940年10月上旬的一天，茅盾将一双儿女留下，与夫人前往国统区。在奔赴重庆的路上，他被沿途的风景打动，尤其是倔强不屈、不畏风雪、傲然挺立的白杨树。他满怀对根据地人民的热爱，写下了著名的《白杨礼赞》。怀着强烈的爱国激情，在国统区，他继续以笔为剑与法西斯激战。

　　皖南事变后，茅盾等文化人士根据党的指示，准备前往香港办刊物，开辟“第二战场”。茅盾乔装改扮、隐姓埋名与敌人周旋。经过桂林时，他挥笔写下：“存亡关头逆流多，森严文网意如何？驱车我走天南道，万里江山一放歌。”此诗表达了他冲破反动派封锁，转战南方的革命豪情。在《华商报》，他发表一系列杂文，批判日本法西斯暴行，揭露国民党暴政。同时，他还参加《大众生活》编辑工作，创作连载长篇小说《腐蚀》。创作这部长篇，一方面是为刊物筹款，一方面是为揭露国民党特务残酷卑劣的内幕，书写了在“狐鬼满路”的恶劣环境下，青年人的无奈、迷茫与沉浮的“难言之痛”，以及觉悟自新的精神历程。该小说后来出版单行本，在对敌斗争中取得广泛的政治影响，引导广大青年冲出黑暗走向光明。

　　香港沦陷后，茅盾克服千难万险才脱离虎口。这段经历惊险且富有传奇色彩，他将此记录在长篇特写《劫后拾遗》中。1942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邀请下，茅盾再赴重庆。在此后的日子里，茅盾以极大的热情与昂扬斗志，克服体弱、眼疾，忍受骨肉分离之苦，继续以笔为剑，坚持对敌斗争。茅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抗日战争中，文艺战线也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我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我们要用它来描绘抗日战士的英姿，用它来喊出四万万同胞保卫国土的决心，也用它来揭露汉奸、亲日派的丑恶嘴脸。”

　　抗战时期，茅盾失去了两位至亲至爱：他的胞弟沈泽民为革命牺牲，他的女儿沈霞在延安病殁。对此，茅盾心痛无比，但他无怨无悔：“我一生努力的志向，是为人民为革命，而且只有一条路：跟着共产党！”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24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