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生（武汉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

　　诗、赋两种文体的互渗现象既是文体发展演进的重要内容，也是不断深拓的学术命题。以具体诗篇或诗句为题进行创作的辞赋作品——诗题赋，因受历代科举取士制度的影响，完型于唐宋，式微于元明，盛极于有清，颇见历史规模（据《历代辞赋总汇》的初步统计，共有1700余篇，清代独占1300篇），是两者互渗的显著体现。可以说，它是继汉赋用《诗》传统、魏晋六朝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而后继起的又一大典型形态。

　　清代博学鸿词科试、庶吉士散馆、学政观风等皆试辞赋，“命句”与“构思”成为觇测才学的关键，如孙何《论诗赋取士》云：“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因此，辞赋在清代士人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潘务正《清代赋学教育》）。诗题赋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试课艺语境下的产物，而带有强烈的功用色彩与鲜明的技法品格，并具有更为广泛的创作群体基础。

　　诗题赋最突出的创作特征是将诗歌的“情境”“意境”通过语言修辞艺术化地转变为辞赋的“物境”“实境”。虽然诗歌缘情绮靡，辞赋体物浏亮，两种文体区别明显，但在诗题赋的创作中，诗歌“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不确指性反倒给辞赋家的演绎发挥提供了填补“留白”的空间张力。如以杜甫《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五月江深草阁寒”句为赋题者众，诗论家对“寒”字尤为用心，或从时令的物理逻辑出发，认为这是杜甫因韵成诗的勉力之举；或从诗思的心理逻辑出发，认为这是杜甫有意变化出奇之作，其中“不当寒而寒”的委曲诗意应仔细玩味。赋家们则借助长于铺陈的辞赋体制，对其中隐寓的“景寒”“境寒”“身寒”“心寒”诸种诗意进行多面生发刻画，既有对杜甫待客契机的随性强调，也有对五月清寒之景、草阁清寒之境的图绘，还有对杜甫瘦削、身单、清贫老者形象的勾勒，更有对杜甫晚年漂泊孤苦、忧时伤怀凄寒心境的透视。应该说，正是赋家们的二次创构，才有效地拓展了此诗的艺术空间，使它的丰富意蕴得以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上具象化。在某种意义上，诗题赋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对诗歌的阐释。那么，相较于传统的训诂阐释学，这无疑为诗歌的接受史提供了一个差异化的视角。

　　由于诗题赋带有很强的应试体色彩和类型化特征，故大多采取“以题为韵”的律赋体制，声谐调转，短章流丽，彰显出清人“诗惟唐是鹄，赋亦宁不惟唐是鹄也”（钱陆灿《文苑英华律赋选序》）之宗唐尚律的理念。唐赋固然正宗，但学唐、类唐从来只是手段却非最终目的，背后内寓的是意欲谋求超越的自立信念。清人在覃研唐赋的艺思、技法的批评与实践中，逐渐达成唐赋“巧法未备”，存在“法疏”“意薄”诸弊端的共识。“法疏”，主要指唐赋在炼局、炼意、炼格、炼调、炼句、炼字方面灵活自由，缺少具体可法的规范；“意薄”，主要指唐赋的构思不够细密，用意较为浅薄。这也就意味着唐赋在形下、形上两个层面都已无法满足时下作赋的需求。清人遂于破立之中塑造起本朝馆阁赋的典范地位，李元度《赋学正鹄·序目》云：“今功令以诗赋取士，馆阁尤重之，试赋除拟古外，率以清醒流利、轻灵典切为宗，正合唐人律体。特唐律巧法未备，往往瑕瑜互见，宋元亦然。今赋则斟酌益臻完善耳，譬诸八韵诗，唐赋则唐人试律也。今馆阁诸赋，则国朝试帖也，学者就其时艺中择其最精者以为鹄，即不啻瓣香唐贤，不必复陈大辂之椎轮矣。”清代诗题赋在政治功用与文学实践两面所展现出来的“尊唐”与“尚时”的思想纠葛，颇能反映清人在“因承”与“自立”辩证关系下的文化心态。

　　诗题赋不仅拥有相似于“同题”“模拟”的创作艺术体征，还兼具类同于“选本”“摘句”的理论批评特质。一方面，对具体诗篇或诗句进行选择去取以及选择数量的多寡隐含着某种诗学理念倾向，这成为考察诗句典范、诗作价值、诗家成就以及诗学风尚的一种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作为诗赋文章的共同批评样式，“摘句”自唐人《赋谱》等专书出现起，尤其是清代兼有赋选与赋格性质的撰述，如余丙照《赋学指南》等，就始终贯穿在辞赋炼句、韵律、题材、结构、风格、承变、高下等品鉴讨论中，从而构成辞赋独特的以“句法论”为中心的批评体系（许结《赋体句法论》）。尽管宋诗规模远超唐诗，但以唐诗为题的赋作数量（约640篇）几乎是宋诗（约370篇）的一倍，涵盖的唐代诗人及作品范围也比宋代广泛，宋代主要聚焦在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身上，选择偏好十分明显。唐诗唐赋重声情气韵，宋诗宋赋重才识学问，清人偏爱以唐诗为赋题，唐诗题赋必以效唐风为得体，这潜在地构成清代律赋推崇清新自然、流丽疏宕艺术风貌的重要基质。

　　在唐诗题赋中，又尤以杜诗题赋（约170篇）为最，约占27%，这是清代杜诗学全面繁盛的一个重要侧面。对杜诗的择取多集中于杜甫晚年漂泊西南期间描摹风物的清辞丽句上，多属于其“晚节渐于诗律细”的精熟之作，看重其炼句之工、刻画之妙、诗味之厚、诗旨之远。如《小至》“山意冲寒欲放梅”句，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称其为赋梅最工者：“梅诗最难工，即以千古名句论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犹韶秀乏远神也。必求名句，惟老杜‘山意冲寒欲放梅’。”单宇《菊坡丛话》又认为此句是写冬至之诗中最为奇崛者。但最能代表杜甫现实性与思想性的“史”性诗题、诗句却不见于这类创作中。其中因由，大致有二。从科举制度的角度看，试赋取人的目的是通过树立文辞优美、义理闳深且内含经世之意的标准来衡裁士子的才学与器识，其本质在于通过王权倡扬辞赋“讽谕”与“颂美”的诗教意识。但在日常课艺与科考入选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日益显现出对辞赋“颂美”之义的看重与“讽谕”之义的疏离。这种命题基准，会对“诗史”类作品做出权衡，加以规避。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诗史”类作品并非以单句巧构见长，其叙事的完整性会与围绕杜诗本事展开二次创作的杜诗题赋这一体制形成文意上的重复。

　　诗题赋的理论批评特质还表现在它与《诗经》学的互动中。“赋者古诗之流”的流别体认及其所包孕的经义思想、功用价值与“六义入赋”的批评理路，无不显示出辞赋与《诗经》之间过密的渊源关系。作为诗题赋的一个重要创作类型——《诗》题赋，存在诸多虽不以《诗》篇或《诗》句为题，但赋题与内容紧扣《诗》、赋二体关系的作品，如取效白居易《赋赋》创作的大量同题赋以及《六义赋居一赋》等。这类作品在阐扬辞赋对“六义”的涵摄性，强调辞赋的声律属性、抒情功能等方面无不彰显出对传统理论命题的丰富和发展。

　　另外，诗题赋凸显清人对诗、赋、文诸文体间的“相合”认知。“律诗面貌与律赋为近，律赋即与八股为近，此较然可知者也”（梁章钜《试律丛话》），这一理念广泛地存在于李调元《雨村赋话》、浦铣《历代赋话》、林联桂《见星庐赋话》、余丙照《赋学指南》、刘熙载《赋概》等赋学专论的具体批评中。长期主讲于乾阳、象峰、对峰、关中、宏道各书院的路德在评李应台《细麦落轻花赋》中详细阐述诗赋与作文之间的异同关系，认为诗赋之道通于风雅之情，善作赋者需兼读他体，提出“与其多读唐赋，不如寝食唐诗”的主张。这与清人不论在理论批评还是创作实践上都特别重视提炼诸文体乃至不同文艺门类间的共通范畴或技法暗相符契。要之，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类型，诗题赋具有一种综合的文学特质，应当充分关注它在诗学、赋学、文体学及理论批评诸领域的价值与意义。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02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