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朱汉民在《求索》2025年第1期撰文指出，咸丰、同治时期并没有产生具有学术原创意义的理学家与理学著作，但是学术史上一直有咸同理学“复兴”的说法。无论是京师的理学型重臣，还是地方的理学型封疆大吏，他们的理学成就和贡献就是强化了理学的政治社会功能，拓展了咸同理学的政治影响。如果说康熙时期理学发达是以帝王主导的朝廷为主体的话，那么咸丰、同治理学复兴的原因从头至尾均离不开具有强烈文化意识的士大夫群体，这既包括在京师的理学权臣，也包括地方的理学官僚。他们恢复宋初时期的“明体达用”学术宗旨，使咸同理学具有将内圣修身、外王经世统一起来的思想特点。理学经世派是洋务运动的推动者，他们将宋代理学的“明体达用”，转化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故而其“达用”就拓展为引进西方近代文化之用。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02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