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坛“奖”故事】 

　　作者：姜志涛（《中国戏剧》杂志原主编）

　　中国戏剧梅花奖从1983年创办至今，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戏剧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梅花奖的创办并不是一帆风顺，也经历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特别是初创阶段，遇到了诸多困难。

首届梅花奖的计票现场。图片由作者提供

　　时代需要 应运而生

　　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一至第五届叫《戏剧报》梅花奖。梅花奖标志性的奖盘出自国画大师吴作人之手，落款是“为《戏剧报》梅花奖而作”。1988年《戏剧报》从第六期更名为《中国戏剧》，同年，第六届梅花奖亦改名为《中国戏剧》梅花奖。在第九届之前都有书名号，从第十届开始去掉书名号，变成现在的中国戏剧梅花奖。前九届是由《戏剧报》和《中国戏剧》主办，从第十届开始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故而把书名号去掉，同时也提升了梅花奖的地位。

　　创办梅花奖的最大功臣是当初《戏剧报》的几位负责人：主编刘厚生，副主编方杰、游默等人。他们深知“十年浩劫”给戏剧界造成的深重灾难。从粉碎“四人帮”到1983年，戏剧战线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也存在演员青黄不接的问题。大家认为，要想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有激励措施，于是想到了评奖。奖励的重点对象是45岁以下的中青年演员。老主编们非常睿智地将这个奖项命名为“梅花奖”，这是因为梅花具有耐寒傲雪、高雅清香的特征。在戏剧界，人们常以“梅花香自苦寒来”激励和赞誉通过勤学苦练而在舞台上闪烁光彩的演员。

由吴作人绘制的第一至第五届梅花奖奖盘。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探索中完善规则

　　前几届梅花奖候选人的产生很简单。评奖条例规定，候选人必须是当年在首都舞台演出、年龄在45岁以下的演员。编辑部的全体同志便把当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刊登演出广告的报纸统统找来，把合乎上述标准的演员名字、剧目整理出来，提供给评委会，评委在备选名单中提出候选人。只要有一位评委提议，两位评委复议，就可成为候选人。

　　评选原则是“五不照顾”，即不照顾剧院团，不照顾剧种，不照顾行当，不照顾地区，不照顾名演员。正因为坚持了“五不照顾”原则，许多大剧院或知名演员并没有理所应当地获奖，有些较小的剧团或知名度不高的演员反倒能摘取梅花奖桂冠。评奖名额问题是早期评奖时评委会上争论的焦点。虽然梅花奖创办以后在戏剧界乃至全国反响越来越强烈，但也有些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每次评出20多人有过滥之嫌；有的评委提出，应该像奥斯卡那样每次只评一两名，这样才能服众。但多数评委对此持反对态度，大家认为，梅花奖与奥斯卡没有可比性。梅花奖要评出中国特色，获奖名额多是因为剧种多、从业人员多。为了激励演员勤学苦练，只要他们水平达到梅花奖的标准就应该被评上；如果让大家觉得高不可攀，就没有人来争取，也就失去了梅花奖设立的意义。评奖规则、办法是在探索和讨论中不断完善的。

　　集腋成裘

　　艰难筹措经费

　　在我的记忆中，初创阶段最困难的是经费问题。由于是《戏剧报》编辑部主办，剧协每年只拨给专款一万元用于梅花奖的各种活动。20世纪80年代初，一万元是个大数目，但对于搞一个全国性的评奖活动来说，这点钱依旧是杯水车薪。编辑部主任（兼梅花奖办公室主任）要求每个编辑想方设法拉赞助。前几届梅花奖还没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拉赞助较为困难。

　　1988年第五届梅花奖颁奖前，编辑部通过某地方京剧团联系到当时很有影响的一家钟表厂，他们生产的石英钟很畅销。厂家也不是慈善机构，是否赞助没有明确回答，只是让编辑部的人去当面谈，于是我奉命前往。到了钟表厂一看，拉赞助的人把宣传科科长的办公室挤得满满当当，只见科长始终面无表情，一上午没有谈成一笔。轮到接待我时已近中午，我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把举办梅花奖的意义、这个奖对演员所能起到的激励作用，以及我们遇到的经费问题，一一讲给他听。由于我的坦诚，他神情逐渐放松，最后答应赞助40台石英钟（约合人民币5000元）作为演员的奖品。当时获奖者的奖金是500元，第五届由于经费紧张，每人奖励一台石英钟，奖金只发了350元。可见当时是多么拮据。后来才知道，喜庆的日子不能送钟，因为“送钟”谐音“送终”，不吉利。事实证明，封建迷信不可信，辽宁人艺的表演艺术家宋国峰就是第五届的获奖者，他欣喜地接受了奖品——石英钟。后来他荣获“二度梅”，再后来又成了话剧界唯一的“梅花大奖”（三获梅花奖）获得者。

　　化作春泥更护花

　　梅花奖是为鼓励中青年演员设立的奖项，老艺术家也格外关心、支持这个奖。中国剧协原主席、表演艺术家李默然堪称护花使者。在我的记忆中，李默然老师与梅花奖有三件难忘的往事。

　　第五届梅花奖颁奖在即，经费还差很多，编辑部领导再次动员我们去拉赞助。对我们这些只会为他人作嫁衣的小编辑来说，这是件力不从心的难事。联系赞助只能靠“杀熟”。我想到了名气最大的老乡——李默然老师。于是我跑回沈阳向他诉苦。他二话没说，立即领我去当地一家啤酒厂。看得出厂长其实不很情愿，但又不能驳了大艺术家的面子，无奈之下赞助了3000元。要知道，当时举办颁奖晚会一共才一两万块钱，3000元不算少了。

　　1994年，筹备第十一届梅花奖颁奖活动时，全额赞助我们的某公司老总提出，最好邀请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来主持。我当时心里没底，考虑到默然老师演出活动多，社会活动也不少，再加上年事已高，他能为一场演出花费这么多精力吗？但赞助单位既然提出来了，我们也不能马上回绝，只好答应试试看。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向李默然老师提出了请求。没想到他用“李派”特有的语气和节奏，毫不犹豫地说出四个字：“责——无——旁——贷。”又补充一句：“随时听候调遣。”他没有提出任何条件，更没有问出场费给多少，只是要求在一周前把串场词寄给他：“年纪大了，得提前准备。”像他这样的大演员，开口要个大价钱也不足为怪，然而，这位严肃的老艺术家，视繁荣戏剧事业为己任，“责无旁贷”是他的肺腑之言。

　　颁奖活动终于来临。获奖演员演出的都是他们的拿手戏，唯独两位主持人——老艺术家李默然和本届获奖演员朱茵表现不佳：他们不但不能熟练背下台词，有些地方照着念还念不完整，在场的人都很着急。第二天晚上，李默然老师和朱茵很早就到了剧场，一老一小坐在侧幕条旁小声对词。

　　晚会开始，这位久负盛名的艺术家毕竟不凡，他那高雅的气质、潇洒的风度立即征服了观众，没开口，观众就报以长时间的、极其热烈的掌声。两位主持人与彩排时判若两人，既自然又自信，语言也风趣、流畅，整场晚会没出一点错。

　　最让我感动的是，默然老师的绝笔之作就是为纪念梅花奖创办30年所作的文章。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鼻子发酸、眼圈泛红。

　　2012年7月23日，我给默然老师打电话约稿，告诉他：“到2013年梅花奖创办就整30年了，中国剧协要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剧协领导委托我，请您写篇纪念梅花奖创办30周年的文章。”他欣然应允，电话里声音依然洪亮，笑声依然爽朗，思维依然敏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与默然老师的诀别。

　　后来才知道，向他约稿后第二天默然老师就住进了北京医院，其间还做了一次化疗。尽管他疾病缠身，忍受着化疗的折磨，依然没有爽约。听他的家人说，在默然老师去世的第二天，在写字台上发现了一篇工工整整的手写文章《三十年回眸》，长达7页稿纸。估计这篇文章是在11月6号或7号写完的，11月8号老人家就辞世了。他是用最后的时间、最后的精力、最后的智慧完成了这篇极其宝贵的文章。在2013年中国剧协编纂的巨型画册《梅花谱》中，李默然老师的绝笔之作——《三十年回眸》赫然排在首篇。

　　无数老艺术家都像李默然老师这样，为鼓励中青年演员，他们呕心沥血，精心维护，使得这株傲雪红梅枝繁叶茂、香飘四海。我不禁想起了龚自珍的名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11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