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树金(深圳技术大学服饰技术学院教授，湖南省博物院原研究馆员）

　　2024年，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50周年。由青年学者左丘萌所著的《何以汉服：重新发现马王堆汉墓服饰》（以下简称《何以汉服》）一书的出版，可谓应时而生。

图1

　　这部著作以考古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笔触，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西汉初年服饰文化的大门。它不仅是一部汉代服饰科普著作，更是一场跨越两千年的文明对话，引领读者窥见彼时衣冠所彰显的审美与信仰。书中那些历经两千余年依旧绚丽的丝织品，不仅诉说着古代纺织技艺的高超，更映照出一个文明在特定历史节点的风貌。

　　汉服风貌实证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需要厘清一个概念——书名中的“汉服”，特指汉代服饰，而非当下泛化的中国传统服饰概念。后者在学术语境中，通常以“华服”指代。

　　《何以汉服》全书分为十部分，围绕九个维度——织造、染色、添花、制衣、时尚、穿着、礼制、佩饰、梳妆——全景式呈现马王堆汉墓服饰所蕴含的技术、艺术与文化内涵，堪称对马王堆汉墓服饰文化的系统梳理。与一般学术著作不同的是，作者将艰深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晓畅的语言，让读者能全面地理解马王堆汉墓的考古背景，服饰的面料工艺、染色技术、纹样演变、款式、时尚流变，汉代穿衣的礼制、佩饰与梳妆，堪称一部翔实的西汉“穿搭指南”。书中还大量运用文物图与手绘示意图，既增强了论述的说服力，又让读者能够直观感受汉代服饰之美。

马王堆357号竹笥中的衣物

　　例如，该书第一章对平纹丝织物“缣”的介绍，不仅引《说文·系部》（“缣，并丝缯也”）、《释名·释采帛》（“缣，兼也，其丝细致，数兼于绢。染兼五色，细致不漏水也。”）等经典阐释其形态，还配有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一个盛装土珠玑的“缣囊”图片，辅之以当下绘制的缣织物结构图，让读者对汉代织物的状貌有直观的了解。

　　再如，该书第三章对“印花”的介绍，不仅用平实的语言一一分析印花的颜料、用具、步骤，还广泛援引《考古》杂志、《西汉南越王墓》等书籍里的实物图片，生动介绍相关工艺。

　　又如，该书第五章对汉初服装风格的介绍：鉴于汉初尚俭，一种用料更为节省的新样衣式“直裾袍”，在这时出现了。该款式用料要比楚式尖角续衽的款式俭省得多，甚至衣物上繁复华丽的纹饰，也不再使用费工且不符合朝廷所倡节俭精神的刺绣来制作，而是采用相对更简易的印绘形式实现。尤为有特色的是这种服装下裳部分的裁制——大概当时人一方面要维持朝廷倡导“裙不曳地”的大原则，一方面又倾心于曾经在战国时期风靡的曳地长衣带来的美感——于是直接运用立体剪裁成型手法，将下裳的宽缘制作成上窄下宽的梯形。这段介绍，不仅文字表述清晰，点明了服装风格形成的社会原因，还配发大量汉代彩绘陶俑照片及汉服形态构拟图，让汉初的这种风尚一目了然。

　　马王堆服饰的特殊价值在于其考古证据的完整性——织物残片、成衣实物、遣策清单及简牍文字等多维度的遗存，罕见地保留了从织造到穿着的全流程信息。这些文物成为研究西汉初期服饰制度的有力证据，如作者所言，它们以实物的方式重现了汉代生活图景。

《何以汉服：重新发现马王堆汉墓服饰》

左丘萌 著 立青 绘岳麓书社

　　书名中的“重新发现”一词，呼应了书中的创新成果，如：出土文献释读（缀合残简、考释服饰相关文字）、名物考证（文献与实物互证特定衣物）、纺织工艺（解析织造工艺与服饰结构）、艺术史研究（纹样风格与传承关系）、制度史探析（结合礼制记载分析周礼与汉代信仰）。

《汉律十六篇·关市律》中与布幅相关的律令

　　服饰制度新解

　　除了详细分析论证汉初服饰风貌之外，《何以汉服》还有以下创见。

乘云绣衾纹饰

　　专门对服饰礼制进行探讨，提出辛追（轪侯夫人，马王堆一号墓主人）服饰“承旧制”，而轪侯之子（马王堆三号墓主人）服饰“应新制”。

　　作者通过对马王堆一号墓出土衣物的精细分析，发现其严格遵循《仪礼·士丧礼》：小敛时精美罗绮衣物穿于内侧，绢衣在外。大敛时精美的绮罗衾被覆盖于外，绢衾在内，多余衣物另置竹笥随葬。据此，该书认为，辛追敛服实物印证了先秦丧葬礼制在汉初的延续。作者将辛追的服饰与《周礼》所记载的侯伯夫人的礼服进行对照，推测其部分服饰可能属于礼仪性装束，而非纯日常衣物。作者还指出，辛追的服饰风格是战国时期楚地贵族审美传统的延续，曲裾深衣、云气纹等大量地保留了楚风。

　　书中推测，三号墓出土的《车马仪仗图》中墓主人所着的皂色深衣“袀玄”，为汉代承袭秦制的祭服。“袀玄”是上下联属的深衣，功能上属于外罩一类的服饰。汉文帝时，“袀玄”被定为岁首朝贺的朝服，沿用至东汉。《车马仪仗图》表明，西汉初年，男性贵族服装严格遵循礼制，凸显了对中央王朝的服从。

　　注意到服饰风格在性别上的差异性。

　　与男性“袀玄”遵循统一标准相比，辛追的服装则强烈体现了楚地的审美——纹样上，“乘云绣”“信期绣”等延续了战国楚式飘逸的风格；工艺上，保留了手工特色（如“信期绣”中错用了纹样，但因罗绮珍贵，而“将错就错”）；文化上，服饰成为楚贵族群体记忆的载体。这一特征说明，西汉初期，与男性服装注重与中央规制保持一致相比，女装的选择更为多样，体现了男服“重礼”、女服因为文化习惯而“尚情”（保留更多地域习俗）的区别。

　　此书还对部分织物的功能和纹饰流行的原因提出了新见解。

　　例如，作者对素纱的双重角色进行了探讨，提出素纱制作的单衣不仅属于外穿罩衣，也是一种穿着在“六服”之内的衬衣。笔者以为，据郑玄所注的《周礼》，素纱理解为“六服”（包括夹衣、绵衣两种）的衬里还是比较妥帖的，功能是用以衬托“六服”面料的纹样色彩。再如，作者对“乘云绣”纹样标准化的原因作了推测，提出“乘云绣”纹样跨越三百年、遍及南北贵族墓，可能是中央朝廷试图通过规制服饰和礼仪对各地进行控制的结果。

　　在书中，作者还以考古实物为“针”、文献为“线”，揭示汉代服饰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复杂性，其研究展现了服饰作为“制度载体”与“情感媒介”的双重本质，为理解汉代物质文化与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

　　学术新见迭出

　　近年来，汉代服饰研究论著迭出。2016年出版的《汉代服饰的考古学研究》，运用考古类型学等方法，系统探讨汉服的形制、演变、传播及文化动因。2018年出版的《马王堆汉墓服饰研究》，全方位梳理马王堆汉墓出土服饰，考证其名称、源流、工艺与制度。2024年出版的《汉服的形成》，综合运用考古材料与文献证据，揭示东周秦汉时期服饰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这些著作学术性强、专业价值高。

乘云绣纹样

　　《何以汉服》一书，在综合了解前人成果基础上，也有自己的开拓。全书以马王堆汉墓出土服饰为核心，构建了早期汉代服饰研究的完整框架，在方法论、理论建构和学术视野三方面表现突出。

竹质发笄

　　方法论层面，作者运用实物与文献互证的研究范式，提出不少新的见解。例如“染色”部分，作者区分了植物染、矿物染和生物染三种主要方法，并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古人如何利用自然界资源“制造”出自己喜爱的色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关于“齐紫袨服最矜贵”的讨论——由于需要从东海之滨的紫贝中提取染料，紫色丝绸极其昂贵，齐桓公喜好紫色服饰，造成了当时齐国上下都追求穿紫色衣服的奢靡风气，以至于齐桓公不得不向管仲求教如何制止这种风尚。这种对色彩背后经济成本与社会地位的揭示，让我们得以理解为何汉代会形成严格的服色制度。在“添花”部分，作者对印花、敷彩、刺绣等工艺的考证尤为精彩——提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绮织物”是暗花织物的泛称；考证“越闺锦”属于一种有角母羊的动物纹锦；原名为孔雀水波纹锦的织物，应被称作凫翁锦；“方棋纹绣”，应名为连（见图1）绣；等等。作者还通过马王堆帛画中的穿衣形象、遣策文字记录与实物的比对，梳理出当地“楚服”向“汉服”转型的关键节点。

　　理论建构层面，作者秉持动态的服饰史观，证明“朝代更替即服制剧变”的线性史观并不正确。以辛追夫人保留楚风的穿搭为例，作者证明了服饰风尚具有跨朝代的延续性。作者还揭示了官方制度（如标准化的“乘云绣”）与民间逾越（如商贾穿锦）始终并存的复杂关系。这种视角打破了传统服饰史研究的僵化框架，为理解服饰文化的演变提供了新思路。

涂金彩绘木花

　　视野拓展层面，作者通过跨区域文化的比较，勾勒出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长江流域的服饰面貌。书中通过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与湖北江陵楚墓、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的比较，发现辛追衣饰中楚地“尚赤”习俗与朝廷推行的秦制“尚黑”制度并存，证明在汉代初期，地方文化仍然拥有顽强的生命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指出，马王堆部分纹样与匈奴、滇文化中的纹样相似，将汉代服饰研究置于更广阔的文明交流视野中考察，为东亚服饰文化的早期交流提供了新证。

　　综而观之，《何以汉服》以马王堆汉墓服饰为钥匙，揭示了汉代文明的密码。它不仅是严谨的学术著作，更以生动的笔触展现了服饰中的技术、艺术与文化，是对中华美学的又一次溯源。

　　本文图片均选自《何以汉服：重新发现马王堆汉墓服饰》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12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