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克俭（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自《资本论》1867年第一卷出版，特别是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三卷分别于1885、1894年出版以来，学者们对《资本论》的解读研究，总体上看有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三条进路。

　　经济学进路

　　马克思在世时，季别尔、考夫曼等俄国经济学家就曾发文章评论《资本论》。马克思去世后，为了应对洛贝尔图斯的挑战（即指责马克思剽窃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1885年）中，向发难者发起反挑战，即“有奖征文竞赛”。竞赛持续到1894年，涉及的是平均利润率与价值规律的相容性问题，最终涉及著名的价值向价格的“转形问题”。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1894年）中，对参赛论文作了简要评述。

　　《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之后，《资本论》研究迎来第一波高潮。德国新历史学派的桑巴特对《资本论》第三卷作了评论（1894年）。恩格斯晚年与桑巴特和施米特就“转形问题”保持着通信联系。奥地利边际学派的庞巴维克早在1884年，就在其《资本与利息》一书中对《资本论》第一卷进行了猛烈攻击，认为无论在演绎方法还是经验证据上，劳动价值论都难以成立。并在1896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一书中，明确提出了《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的矛盾问题，其核心是“转形”问题。1904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以《庞巴维克的马克思批判》一文对庞巴维克进行了反批判。1907年，俄国经济学家博特凯维茨发表了两篇研究转形问题的重要论文，对后来的研究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恩格斯去世之后，学者们的经济学解读进路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以庞巴维克为代表的《资本论》批判；以希法亭为代表的反批判；以卢森贝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这三种研究都是职业经济学家基于《资本论》的解读，它们虽然偶尔涉及《资本论》中的哲学方法，但本质上仍然是经济学研究。就前两种进路来说，批判《资本论》的一方抓住转形问题不放，而维护《资本论》的一方，则不得不对转形问题作出回应。转形问题百年研究史表明，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要害就在于，马克思《资本论》并非实证经济科学，而是政治经济学。以数量经济学方法和视角来解读《资本论》，会导致对《资本论》的解读走向歧途，陷入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设置的话语陷阱，并最终会走向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借用波普的科学划界标准，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概念不在于其实证科学性（可证伪性），而在于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释力。

　　《资本论》研究专家卢森贝所著《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手稿在其1950年去世后于1954年出版）开创了《资本论》经济学解读的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进路。维戈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论〈资本论〉的创作》（1965年）和《〈资本论〉创作史》（1970年），使这一研究路径在苏联发扬光大。几乎在同一时期，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年），是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创作史研究的代表作。法国学者吕贝尔则重点关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六册计划”。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论》创作史研究成为国内《资本论》研究的热点问题，除了卢森贝、维戈茨基、罗斯多尔斯基等人著作的中译本出版，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专著也相继出版，如陈征、严正编《〈资本论〉创作史研究》（1983年），马健行、郭继严著《〈资本论〉创作史》（1983年），田光、陆立军著《资本论创作史简编》（1992年）。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第二部分即“《资本论》及其手稿和全部准备材料”全部出齐，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或《资本论》创作史研究应该成为当今《资本论》经济学解读进路的正途。

　　社会学进路

　　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反驳并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而更多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在《庞巴维克的马克思批判》中，希法亭敏锐地发现，庞巴维克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是从人与事物之间的个体关系开始，而不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开始。庞巴维克的经济学属于边际学派经济学范式，即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在希法亭看来，庞巴维克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作为价值形式的价值。希法亭赞同马克思，把使用价值看作是商品的自然形式，把价值看作是商品的价值形式，而后者是相互独立的生产者之间社会关系的表达。希法亭认为，马克思关注的焦点不是经济史，也不是生产力的技术发展，而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形式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

　　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反批判开创了《资本论》研究的社会学进路。正如苏联经济学家鲁宾在其著名的《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1923年）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只是在希法亭的这两篇论文之后，“人们才开始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社会学性质”。此后，德国学者佩特里在其《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社会内容》（1916年）中强化了这一进路。佩特里在该书的导论中，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关于方法论的叙述，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方法上的二元论，即黑格尔精神哲学方法与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方法的“不自然结合”。在佩特里看来，在马克思的一般理论，特别是历史哲学中，唯物主义—自然主义是主导因素；而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中，黑格尔精神哲学（文化科学）观念则成为主导。佩特里特意区分了马克思思想方法中的“历史”维度与“社会”维度，并把社会维度看作是马克思一般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出发点。佩特里还试图从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文化科学视角，挖掘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社会内容”。在佩特里看来，马克思是在完善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以及在批判李嘉图学派解体后产生的庸俗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过程中，明确了自己价值理论的“社会关系”视角。而20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一书错误地把佩特里和鲁宾的研究归入“对价值理论进行的哲学思考”。实际上佩特里的《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社会内容》采取的是一种社会学进路的《资本论》解读研究方法。

　　希法亭特别强调，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前者是商品的自然方面，后者是商品的社会方面；前者与私人劳动相关，后者与社会劳动（社会必要劳动）相关。希法亭还指出，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在对佩特里的书评中，希法亭特别提到社会学进路的方法论是回击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驳难的关键点，而这正是佩特里著作的出发点。不过在希法亭看来，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佩特里所谓的方法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是佩特里强加给马克思的。希法亭还评论说，佩特里不是以经济学家而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来研究方法论问题的。从希法亭的两篇论文及对佩特里的书评来看，希法亭对于自己开创的《资本论》研究的社会学进路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

　　鲁宾在其“价值形式”研究中明确提出了《资本论》解读的“社会学”进路。鲁宾还提到，佩特里不但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也对哲学感兴趣；希法亭的《卡尔·马克思理论经济学的建构》一文阐明了马克思理论的社会学方面。

　　鲁宾的价值形式研究直接受到希法亭的启发，而且他也在佩特里那里找到了知音和同路人。鲁宾价值形式研究的社会学进路，并非像同时代人及后人所误解的那样，陷入了交换决定论的窠臼。鲁宾主要是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辩证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价值形式。这种“价值形式”并非卢森贝在《〈资本论〉注释》中所注解的交换价值形式，而是在生产领域就已存在的价值实体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如果把价值仅仅看作是交换的产物，那么就陷入了现代西方经济学边际经济学派的误区。以门格尔和继承者维塞尔、庞巴维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以主观主义的边际效用理论为基础；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边际效用论与供求论相结合，构建了均衡价格理论框架。鲁宾虽然继承了希法亭从社会学对庞巴维克进行批判的思路，但并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新古典经济学基于供求交换关系的均衡价格理论。均衡价格理论必然导致以价格取代价值，把价值看作是马克思本质主义的多余概念。

　　希法亭社会学进路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此，希法亭和鲁宾都有明确论述。关于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关系，列宁早在1894年创作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就强调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已经从假说变为科学。在1913年写作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宁明确把唯物史观看作是科学的“社会学”和历史观。因此，列宁可以说是《资本论》社会学进路的另一位开创者。

　　哲学进路

　　20世纪以后，《资本论》解读研究的第一个哲学进路是从辩证法（或辩证逻辑）视角进行《资本论》研究。可以说，列宁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论》哲学研究。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已经开始基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明确提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基于列宁的构想，罗森塔尔、伊利因科夫、泽勒尼等苏联和东欧学者尝试重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或辩证逻辑）。

　　伊利因科夫重构了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其1960年出版的俄文著作《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第3章的法译文，直接影响到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实际上，意大利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德拉·沃尔佩早在1950年的《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学》一书中就集中考察了他所谓的马克思“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论循环”。捷克学者泽勒尼的专著《论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结构》，直接以建构《资本论》的辩证逻辑为抱负。为此，泽勒尼不仅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还借鉴了现代逻辑学家（如塔尔斯基）的逻辑学思想。

　　建构《资本论》的逻辑，不但是冷战时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自觉，而且也影响到西方世界。鲁宾的“价值形式”研究，启发了20世纪60年代末产生的西德“资本逻辑学派”（后更名为“马克思新阅读学派”）和21世纪以后流行的英语世界“新辩证法（或体系辩证法）学派”。“资本逻辑学派”并不意图建构与形式逻辑并行的辩证逻辑，而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旨趣，致力于以黑格尔的《逻辑学》来重构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学范畴和概念的辩证法，并从中推演出资本主义灭亡（或崩溃）的结论。因此，“资本逻辑学派”的“资本逻辑”，并非阿尔都塞式的超稳定“结构”的逻辑，而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内在逻辑。英语世界以阿瑟为代表的“新辩证法学派”，则把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硬捆绑，把马克思整个《资本论》看作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机械照搬和应用。

　　从《资本论》读出唯物史观，是《资本论》解读研究的第二个哲学进路。受拉布里奥拉影响，克罗齐曾有一个短暂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同路人的时期（1895-1900年）。克罗齐在1900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从《资本论》读出的是作为“一般经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克罗齐还提出，从《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科学，推不出作为伦理学的社会主义，这样克罗齐就凸显了休谟问题，即“从是推不出应该”。

　　不论是基于《资本论》建构辩证逻辑，还是从《资本论》文本读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都引起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有中国学者提出，马克思晚年之所以放弃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就是发展和完善唯物史观占用了马克思晚年太多的时间；还有中国学者不但从《资本论》读出唯物史观，还进一步从《资本论》蕴含的唯物史观中读出了伦理维度。

　　与此进路相反，《资本论》解读研究的第三个哲学进路是对《资本论》进行“去唯物史观”的处理。前文提到的佩特里，实际上就在对马克思历史哲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进行切割。马克思新阅读学派和新辩证法学派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对《资本论》做“去唯物史观”哲学解读的代表，他们都强调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学理论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承认有恩格斯所谓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为此，他们还严厉批评恩格斯的“简单商品经济”概念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命题。实际上，唯物史观本来就包括历史（即历时性）和社会（即共时性）两个维度，“去唯物史观”的《资本论》解读是片面的。

　　建构马克思劳动哲学是《资本论》解读研究的第四个哲学进路。卢卡奇晚年写作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试图建构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卢卡奇强调马克思的劳动是人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的物质交换，强调异化劳动与对象化劳动的区分，强调马克思的对象化劳动具有超历史性（有别于异化劳动的资本主义历史特征）。因此，不存在马克思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的“断裂”，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生产劳动，再到《资本论》雇佣劳动与劳动哲学并列，劳动哲学是贯穿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主线。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劳动哲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按照马克思的劳动哲学，生产力是分工的总生产力而非分工的局部生产力，因此，全产业链就是一个国家生产力“质”和“量”的重要体现；在经济活动的四个环节中，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环节；生产性劳动，即“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是体现一个社会核心竞争力的方面。可以说，劳动哲学是中国当下《资本论》哲学解读的新方向。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2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