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刚（长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活法”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命题。吕本中对“活法”的概括凝练精审，颇可代表宋人的普遍意见：“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夏均父集序》）宋诗家中最得“活法”要义的当数杨万里。杨万里早年学江西，再学王安石、陈师道，又学晚唐绝句，最后“尽弃诸家之体，而别出机杼”（严羽《沧浪诗话》）。从踵武前人、谨守法度，转而破体立新，正缘于他对“活法”的体认，刘克庄称其“真得所谓活法”（《江西诗派小序》）。而诚斋对“活法”的实践，又跃出诗法技艺，指向意蕴丰富的“生生”哲学。换言之，以“生生”的视角观之，杨万里的诗学“活法”实践与生生不息的天地造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审美旨趣在于观照宇宙自然的“生生”之意，呈现活意盎然的“生生”之美，他对诗歌本体的认识，直指“生命之活”的本义，并将诗歌创作升华为与天地造化同构的生命表达。

　　首先，从诗歌的表现内容来看，诚斋“活法”的重心在于效法自然生机，颂咏发育万物的造化之功。《诚斋易传》有云：“发育万物之谓仁，造化无迹之谓用。”“造化”即自然的创造化育，在杨万里看来，宇宙万物生发生长、生生不息是仁的彰显，也是造化之功的体现。其诗《观化》曰：“须把乖张眼，偷窥造化工。只愁失天巧，不悔得诗穷。”如果说“偷窥造化工”是理学家“与天地参”的必修功课，那“只愁失天巧”则体现出诗人“以人合天”的审美自觉。杨万里曾多次在诗中谈到“天巧”，如“已惊好手夺天巧”（《和仲良分送柚花沉三首》其三）、“染云作句本天巧”（《谢丁端叔直阁惠永嘉髹研句容香鬲》）、“风月诗天巧”（《刘平甫挽诗二首》其一）等。“天巧”是造化的巧妙创设，杨万里将展现“天巧”视为己任，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酢风光以千诗”（《和渊明归去来兮辞》），“元来造化在诗人”（《南斋前众树披猖红梅居间不肆因为剪剔》）。

　　张镃洞悉了诚斋“活法”与“造化”之间的密切关联。其言：“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即时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携杨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其二）。具体而言，一方面，诚斋“活法”的诗学特征源自“造化”。用张元幹的话来解释，“文章盖自造化窟中来，元气融结胸次，古今谓之活法”（《跋苏诏君赠王道士诗后》）。在杨万里这儿，造化之生机盎然是其诗材的渊薮，造化之生发流转是其诗思的源泉，造化之灵动不拘是其诗法的母体。另一方面，诚斋“活法”旨在展现“造化”。雄奇的宇宙促使万物化生，孕育着含弘光大的生命之美，而诚斋“活法”正是以追风之笔，将之一一勾勒呈现，其审美意趣最终落在展现生生不息的造化伟力上。其他同代诗家对此亦有体会，袁说友称其“一段风光付诗手，物华正恐为君撩”（《诚斋指檐头雪为诗材二首》其一），姜夔称其“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送朝天续集归诚斋时在金陵》），林希逸称其“篇篇浑不费安排，霁月光风自满怀”（《代怀安王林丞上杨安抚十诗》其八）。其中，“风光”“物华”“花月”“山川”“霁月光风”等表述，在揭示其诗材特点的同时，也反映出杨万里融入天地间、与造化相合的心理趋向。诚如方东美《生生之美》所言，“永恒的自然界充满生香活意，大化流行，处处都在宣畅一种活跃创造的盎然生机，就是因为这种宇宙充满机趣，所以才促使中国人奋起效法，生生不息，创造出种种伟大的成就”。

　　其次，从诗歌的审美维度来看，诚斋“活法”的旨趣在于发掘大自然的生命灵性，呈现活意盎然的“生生”之美。钱锺书《谈艺录》有言：“诚斋擅写生……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钱先生所言固然有强调其观察细致、才思敏捷、运笔灵活的意思，但是回到中国古代以“生生”为内核构建起的生命哲学与生命美学的文化场域，放置于宋代“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理学风尚中加以观照，真正的艺术来自“生生之谓易”的伟大创造，真正的美蕴藏于“天地之大德曰生”之中。故而，“写生”这一概念，绝不仅仅是自然物象的直观描摹，而是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即深入自然肌理、体证万物生生。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说得明白：“古人写生，即写物之生意。”

　　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指出，体现万物之“生姿”（即活态）是中国艺术的基本法则，一切死物僵态均与艺术绝缘。在诚斋“活法”的诗歌世界中，山川日月、雾霭虹霓不再是无生命的客观存在物，草木花竹、蜂蝶鱼虫也不再是孤立的生命个体，万物都是活泼泼的、可亲可近的、可以心意相通的。仅以《小池》为例：“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此诗改造自王安石《钟山即事》：“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王诗中所描绘的景致，虽也不乏自然的勃勃生机，但风格上更偏向于疏淡，静谧悠然中弥漫着一种清逸之美。相较之下，杨诗则显得更为灵动活泼，赋予自然景物以生命灵性与知觉情感，新生事物旺盛的生命力，生命与生命的交际之趣，跃然纸上。若以展现“生生”之趣、“生生”之美来评判，杨诗显然更胜一筹。

　　最后，从诗歌本体论来看，诚斋“活法”之“活”指向“生命之活”的本义，这也是诗歌生命的本质所在。葛天民《寄杨诚斋》言“参禅学诗无两法，死蛇解弄活鲅鲅”，此论可谓是一语破的。诚斋“活法”的鲜明特点正在于通过“死蛇弄活”的本领，赋予诗歌以鲜活的生命力。在杨万里的“活法”诗作中，充盈着一种“活泼泼”的生命感。其用语自在活络，透露着“飞动驰掷”的活劲儿；其意象鲜活灵动，呈现出“鸢飞鱼跃”的生命气象；其句法着意求活，流动不滞，激荡着宇宙自然的生命节律。可以说，“活”不仅是生命的基本样态，也是其诗歌生命的基本特质。杨万里对诗歌本体的认识，是与其“动而生物，是天地之心”（《诚斋易传》卷七）的宇宙本体论深度同构的。当江西末流困守于经营“法度”与过度雕琢之时，杨万里以“活”叩击诗歌的本质，回归“天地生物”般的自在生长，重构出与“生生”同频的诗意世界。

　　事实上，纵览有关“活法”的诸多论述，“活”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针对诗格法度，吕本中《童蒙诗训》提出“字字当活，活则字字自响”。可见，在“活法”的理念中，每个字都是鲜活的生命个体，拥有着自我言说的能力。方回更以是否具有生命设喻，说明“死法”与“活法”的区别，其言“枯桩者，死法也；非枯桩者，活法也”（《景疏庵记》）。及至清代，吴文溥《南野堂笔记》有云：“玉石之理，活则珍；山水之致趣，活则胜。故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操觚之士，文心活泼。”吴氏由自然之“活”谈到文心之“活”，从“万物有生”的角度肯定了“活”的价值，其论说是甚为中肯且发人深省的。说到底，“活法”这一词语被引入诗学并成为其中的重要范畴，其背后必定存在着一股深沉而强大的文化势能。而这股力量正来自以“生生”为核心的美学观念与哲学传统，它们共同划出一道幽深的河床，诚斋“活法”的诞生也就水到渠成了。

　　综上所论，诚斋“活法”的真谛，蕴含着对宇宙生命本源的深刻体悟，它已然超越了诗学技法的层面，实现了对“生生”之大德大美的复归。当下，重新审视诚斋“活法”的审美特质与文化内涵，或可为探讨诗歌与生命、哲学与艺术、人与自然等永恒命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0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