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作者：姜生（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青海果洛玛多县扎陵湖北岸海拔约4308米沉积岩上发现的秦始皇三十七年五大夫翳所作36字采药昆仑刻石，作者根据实地考察及高清照片，曾识其文曰：“皇帝使五大=（大夫）臣翳将方支（技）采药昆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行可二百五十里。”（《秦昆仑刻石考》，见《文史哲》2025年第3期封2-4）今据原石观察拍摄亿级像素图片资料，就其部分刻字之识别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及释文订正。

　　石刻观察之要，在于识别区分自然“石纹”与人类以工具用意凿刻之“人文”的痕迹特征。石刻的字口形态，难免受到石面状况、凿刻效果和自然风化剥蚀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较为理想的方法，是在自然光照条件下，利用不同时刻光线移动对字口不同方向构成的阴影变化，观察识别凿刻之字口形态。

　　刻石所在立面顶部断面边缘，石质脆弱，易于风化、破碎、剥落，究难为治；盖以其粗糙，易为观者忽略。然而，对比自然光下不同时刻所摄多组高清原石照片，仔细辨识，在此前所识“大=”合文“（见图1）”的正上方，立面顶部边缘略微后仰的小块糙石区域，发现作为文字笔画部分的凿刻刻痕：实际上，这里所刻并非无头的“（见图1）”，而是刻出了“夫”字顶部的“＋”部分，且刻痕明显，比较规整，构成秦篆“夫=”合文“（见图2）”的应有形态。

图1

图2

　　按“夫”字，说文小篆作“（见图3）”（《说文解字》夫部，中华书局，1983年，页216上）；岳麓书院秦简作“（见图4）”〔柒，一.0485，陈松长等《岳麓书院秦简（肆—柒）文字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页501〕；传抄古文字作“（见图5）”或“（见图6）”（汗目、四1.25道，徐在国《传抄古文字编》，线装书局，2006年，页1036）。“大夫”合文，秦简所见，作“（见图7）”或“（见图8）”（法156、秦179，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年，页225）；楚简之例，作“（见图9）”（141秦大夫，李守奎等《包山楚墓文字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562）；上博藏战国竹书，作“（见图10）”或“（见图11）”（4.8.25、6.9.8，饶宗颐主编《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812）；马王堆汉墓所见，作“（图12）”（春7.1，刘钊主编《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全编》，中华书局，2020年，页1592）。刻石的“夫=”合文写法符合其时代特征。这里顺带说明，秦二十等爵制，“五大夫”居第九等，其爵位高于被汉高祖指称“高爵”的第七等“公大夫”和第八等“公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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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石采取的直接在粗糙表面凿刻文字的做法，尚见于“采”字的右下部分（其上“（图13）”部首本亦刻于立面顶部粗糙边缘且已剥蚀过半），“药”字的上半部分，“年”字大部，以及“十”字等。此外，通过不同光照下多组高清照片的对比观察，可见“臣”字残存部分笔迹清晰，可以确认。

图13

　　至此，刻石的三句释文可订正为：“皇帝使五夫=（大夫）臣翳将方支（技）采药昆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行可二百五十里。”

　　予观其石，人为打磨工夫、规划用心似有不足，甚至将部分笔画延伸凿刻至石质较劣的立面外缘区域。盖五大夫翳等湖边休整给养，临时起意留题而已；且湖畔可用之石难觅，而高原环境恶劣、人员设备工时有限，较之东部几处始皇敕命之作，自不可同日而语。

　　“昆仑石刻”是可直接观察的摩崖题刻类史料，其性质乃属秦代历史认知问题。刻石文字表明，翳等尚未到达预定目的地，为后人留下了进一步想象和探索的空间。学人固可发挥主观想象力，然而一切学术的出发点，首先是掌握原始证据，尊重客观事实，遵循基本逻辑；同时学术论证自当坚持不可假设的史学基本规范。

“昆仑石刻”“夫=臣翳”（左）和“夫=”（中），不同石刻自然光线条件下拍摄的原石照片，以及合文“夫=”的摹本（右）

　　（稿件统筹：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杜羽）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06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