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仁贵（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教授）

　　“纠缠历史”概念的兴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全球史、跨国史等超越民族国家的史学研究范式日益兴盛。通过质疑民族国家边界的绝对中心地位和探究非国家交流的过程，历史研究的焦点越来越多地放在跨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上，探讨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彼此联系和相互纠缠，“纠缠历史”由此兴起。此外，后殖民理论对权力与知识生产的批评，解构了西方霸权话语，为分析历史中的纠缠现象提供了思想动力。而量子力学对自然界纠缠现象的关注，启发人们重新审视看似无关事件的隐性关联，成为纠缠历史涉及的复杂联系的自然科学依据。

　　从直接来源看，纠缠历史脱胎于对比较历史和文化迁变等跨国研究路径的反思。比较历史以国家为固定框架探讨研究对象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文化迁变理论则加入对文化交流及其影响机制的思考，但缺点是过于关注强势方的单向影响，使国家视角得到进一步强化。纠缠历史把“纠缠”的观念置于研究的核心，探讨不同行为体之间的联系、交流、互渗，突破了固定的边界约束，解构了传统居于主导地位的研究框架。

　　从概念发展来看，“纠缠历史”一词于1999年首次出现在法国学者本尼迪克特·齐默尔曼等主编的文集标题中。2002年，法国学者迈克尔·韦纳和本尼迪克特·齐默尔曼发表德语论文《比较、迁变、纠缠：纠缠历史的方法与跨国的挑战》，系统阐述“纠缠历史”的概念，2003年该文章修订后译为法语《思考纠缠历史：在经验与反思之间》，在《年鉴》杂志上发表。韦纳和齐默尔曼提出把“纠缠”作为历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认为主要存在四类“纠缠”：研究对象的内在纠缠、研究观点的纠缠、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纠缠、研究尺度的纠缠。几乎与法国学者同时，德国学界也涉足纠缠历史的相关问题，尤其围绕“纠缠的现代性”展开讨论，并运用该视角进行史学实践。参与这场讨论的学者主要有沙利尼·兰德里亚、塞巴斯蒂安·康拉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于尔根·科卡等。

　　在法国和德国学者的倡导下，“纠缠历史”很快被英美学术界接受，并迅速推广开来。2007年，《美国历史评论》围绕“大西洋世界的帝国纠缠”主题，刊发了一组文章，致力于打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和帝国史叙事，提出从纠缠历史的角度重新理解美洲早期的历史。此后，运用纠缠历史视角书写的著作快速增长，欧美学界围绕该理论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初，以纠缠历史为名或者以该方法开展研究的学术著作不少于40部，发表的学术论文超过120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界也较早对纠缠历史给予积极回应。该视角兴起不久后，研究东亚交流史的学者用“交错的文化史”概念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宗教等交错纠缠现象给予系统关注。

　　“纠缠历史”的基本内涵

　　作为一种批判性史学研究路径，纠缠历史旨在打破传统历史叙事的线性发展和静态对比框架，强调历史进程的交织性、互动性与非对称性。大体来讲，纠缠历史具有以下基本内涵：其一，纠缠性网络。主张把历史主体视为纠缠关系网络中的一环，认为研究对象在互动交织中不断重构自身与他者，“没有一种历史现象是作为一个孤立的单元而存在，也没有一种历史现象不以相遇、纠缠为特征”。其二，多尺度观察。纠缠历史打破了传统的研究框架，研究对象从固定单元转向动态网络，批评民族国家等预设分析单位的静态性，强调时间和空间的多层交织、交错，承认历史进程中的断裂、回溯与叠加现象，例如社会记忆的重构。其三，反思性书写。纠缠历史不仅研究历史对象之间的跨时空交织，还关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纠缠，把研究者的作用同样纳入纠缠关系的分析对象，强调研究者的文化背景会无形中塑造研究对象的边界。

　　纠缠历史本质上是跨文化的，考察跨越边界的人员、物品、观念、情感的流动和交织所形成的复杂关系；关注历史发展的显性网络、隐性纠缠和话语权力，主张历史进程中的行动者始终处在彼此影响、相互塑造的纠缠之中，即使是表面上看似无直接联系的对象，也可能通过隐性权力网络产生深远共振。

　　从学科交叉的角度看，纠缠历史回应了量子隐喻对历史研究的启示作用。例如，量子纠缠的纠缠态概念强调粒子状态超越空间限制的关联，对应历史事件中的跨时空共振；叠加态概念指量子系统在观测前的多重潜在状态，映射历史未被实现的可能世界；坍缩态引发的观测者效应对应历史书写的叙事霸权，谁在观测物质或者书写历史，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而最根本的启示是，如同量子纠缠中的粒子，历史行动者的状态无法孤立定义，必须置于纠缠的网络中理解。基于此，需要重视微小事件引发系统性巨变的可能性，这种超距作用的“蝴蝶效应”在历史长河中频繁显现，例如明朝银荒与美洲白银开采通过马尼拉大帆船产生纠缠式联动等。

　　历史书写中的“纠缠转向”

　　纠缠历史通过引入权力批判与复杂性思维，致力于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互动，避免落入简单化的因果叙事。它挑战了自成一体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范式，主张把人类历史重新书写为一张由无数动态关系联结纠缠的网络。可以说，“纠缠”一词十分形象地把握了世界的交织互动，纠缠历史正是将之运用于历史书写的具体体现，它使历史行为体之间的复杂联系得到重新肯定，发掘了许多被压制的声音和被忽视的力量。纠缠历史在历史书写方面的另一个优势是结束了“微观和宏观历史的对立”，把这两种观点“通过无数可能的中间层次相互联结起来”。由于纠缠历史具有的强大历史解释力，许多学者使用该视角开展史学实践，以致在当前的历史书写中形成“纠缠转向”。

　　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打破传统研究中的时空边界，把纠缠视为现代世界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相继推出《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揭秘东方：启蒙欧洲与东方的相遇》等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美国学者杰弗里·布尔松以启蒙运动为例，提出“纠缠历史”的三个层面：多文化纠缠、跨话语纠缠以及历时性纠缠。布尔松认为启蒙时代的多文化纠缠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耶稣会士大量译介中国文化典籍，掀起欧洲“中国热”，引发了关于欧洲宗教真实性、历史性和实用性争论的跨话语纠缠。法国学者亚历桑德罗·斯坦齐亚尼的《世界的交织：全球历史和全球思维（16—21世纪）》试图在全球性的互动进程中理解世界现代化，把文明之间的相遇和互鉴作为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纠缠历史不仅有效地重新阐释过去，更成为解码现实的一把钥匙，为理解地缘冲突、国际移民、生态危机等议题提供了历史纵深。例如，欧洲难民问题可追溯至欧洲社会对穆斯林的长期排斥，民粹主义回潮是西方国家的周期性历史现象等。

　　当然，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完美的，纠缠历史也存在若干解释盲点。首先，纠缠历史赖以分析的绝大多数史料来源都是单方面书写的，从这些记录中重建和阐述双边甚至多边的历史图景需要复杂的技能，更多的情况是掺杂真实成分与人为“建构”的多边联系。其次，很难想象彻底破除民族国家等边界分析框架的可能性。在多数情况下，分类和边界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边界的存在以及根据边界限制交流，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最后，批评者指出，纠缠叙事可能被工具化，陷入“万物皆可纠缠”的混乱局面，过度强调“纠缠”可能使之沦为方法论霸权，从而模糊了历史发展的核心趋势。

　　尽管存在上述操作层面的困难，但纠缠历史的价值不容忽视，它为理解世界的交织互动提供了重要视角，丰富了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的维度。在一个交织纠缠的世界里，任何一个国家、一种文化都无法作为孤立的实体，而应被视为与其他对象存在持续、多向交流的纠缠体。很大程度上，人类历史是一部多元力量反复叠加、冲突与共生的“层累史”，正是这种碰撞交融而成的“纠缠”编织了人类文明的多样形态。基于此，纠缠历史不仅是方法论的革新，更是一种认识论的转向：历史不再是各种“对象”的简单并置，而是动态关系的纠缠网络，标志着人类对历史复杂性的认知从“线性叙事”转向“多维关联场”。在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的今天，纠缠历史带给人们的重要启示或许是，对于这个普遍纠缠的世界而言，分离是一种暂时的错觉，联系才是真正的本质。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1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