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刘欣伟

　　夏末秋初，北京南海子麋鹿苑，麋鹿母子群在湿地边悠闲漫步、肆意打滚。如今，不止北京南海子，在江苏大丰、湖北石首等多地，我国麋鹿总数已经过万。

　　殊不知，这一我国特有物种竟一度绝迹。由于自然气候变化及人为因素，到19世纪时，中华大地只剩200多只麋鹿，被圈养在北京南海子清代皇家猎苑内。彼时，随着永定河水泛滥、八国联军劫杀等天灾人祸接连发生，中国境内最后一头麋鹿于1920年在北京万牲园死去。

　　40年前，在社会各界人士呼吁奔走之下，我国从海外重新引入麋鹿。1985年8月24日，22头麋鹿乘飞机从英国运抵北京，重新回到了它在中国最后消失的地方。此后，麋鹿种群持续壮大，成为世界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的成功典范。

　　呦呦鹿鸣，再次响彻中华大地。

　　从绝迹中华到重返家园

　　作为中国特有的鹿科物种，麋鹿是鹿科麋鹿属唯一的鹿类动物，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一级。

　　脸狭长似马而非马、蹄宽大似牛而非牛、尾细长似驴而非驴、角似鹿而又与其他鹿略有不同，因此麋鹿又名“四不像”。它们喜好沼泽湿地环境，以嫩草和水生植物为食，好合群、善游泳。麋鹿起源于距今约200万年到300万年的更新世早期，曾广泛分布于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温暖湿润地带。甲骨文中的“麋”字，似目上有眉之鹿，成为关于麋鹿最早的文字记载。

　　然而，麋鹿在汉朝末年就近乎绝种，少量麋鹿种群残存于长江中下游的湿地。元朝时，为供游猎，残存的麋鹿被捕捉运到大都的“飞放泊”皇家猎苑内饲养。到19世纪时，中华大地只剩200多只麋鹿被圈养在北京南海子清代皇家猎苑内。

　　1866年之后，英、法、德、比等国的驻清公使及教会人士通过明索暗购等手段，从北京南海子猎苑掠走几十头麋鹿，饲养在欧洲各国的动物园中。1894年，永定河泛滥，洪水冲垮了猎苑的围墙，许多麋鹿逃散出去，成了饥民的果腹之物。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南海子麋鹿被西方列强劫杀一空。1920年，国内的最后一头麋鹿死于北京的万牲园。至此，这一奇兽在中国本土灭绝，但它始终没有被人忘记。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奔走，希望麋鹿能重返故乡。1956年和1973年，北京动物园曾分别得到了一对和两对麋鹿，但因繁殖障碍和环境不适，一直未能复兴种群。截至1983年底，全世界麋鹿有1320头，主要圈养于欧洲各国的动物园中。

　　改革开放后，已故著名动物学家谭邦杰先生等人在《光明日报》（《关于真假四不像》，1980年3月31日）、《大自然》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强烈呼吁将流落海外的麋鹿种群引回中国，并为其重建家园。谭邦杰先生还向英国乌邦寺（Woburn Abbey）庄园（麋鹿在欧洲最大的种群所在地）当时的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写信，希望他对麋鹿回归中国给予帮助，这一倡议得到英国方面的积极响应。

　　1985年7月，《中英关于麋鹿重引进的协议》签署，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现名“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努力下，英国政府决定，由伦敦的动物园向中国无偿提供麋鹿。一个月后，22头麋鹿乘飞机从英国抵达北京，其中20头当晚送至南海子清代皇家猎苑，另两头赠予上海动物园，这一奇兽重新回到了它在中国最后消失的地方。一年后，从英国伦敦动物学会下属7家动物园引入的39头麋鹿，其中13头雄鹿、26头雌鹿，经广州、上海运抵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县（现大丰区），麋鹿也重新回到它野生祖先最后的栖息地——晋代张华所著《博物志》记载的“海陵多麋，千万为群”的故地。

　　“三步走”助力麋鹿种群繁盛

　　自1985年麋鹿重引入以来，如何保护麋鹿，让其能够扩大种群、提升适应性，并逐渐野化放归，成为摆在科研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为此，国家绘制了麋鹿种群复壮、迁地建群、野化放归“三步走”路线图：第一步，用10多年的时间使麋鹿种群得以复壮，拥有足够的种群数量基础；第二步，开展迁地种群建设，有计划地将麋鹿分散到全国适宜麋鹿生活的地方，提高其遗传多样性；第三步，恢复自我维系的野生种群，通过野化训练将麋鹿放归野外，使其适应野外生活，实现自繁衍。

　　保护工作随之紧锣密鼓展开。“当时，国家率先在北京南海子这个麋鹿的科学发现地、麋鹿的野外灭绝地、麋鹿的重引入回归地建立研究中心，开展麋鹿的保护科研及其种群复壮工作。”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主任、研究员白加德告诉记者，“1987年3月，麋鹿回家仅一年半，南海子麋鹿苑就诞生了10头幼鹿。”

　　与此同时，我国分别于1986年、1991年在江苏大丰和湖北石首建立了两个国家级麋鹿自然保护区。

　　“20世纪60年代，大丰地区曾出土麋鹿角和麋鹿骨化石，证明这一地区曾是麋鹿的故乡。1986年，在大丰林场东南部的1000公顷滨海土地上建立了麋鹿自然保护区，放养从英国归来的麋鹿。”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王立波介绍。

　　随着种群数量增长，麋鹿在保护区外自然地扩展外溢，使得野生麋鹿的奠基数量逐步加大。与此同时，科研人员先后在江苏大丰、河北滦河上游、湖南东洞庭湖、江西鄱阳湖、内蒙古大青山等多个自然保护地先后开展了11次麋鹿野化放归，成功野放200多头。

　　麋鹿在不同地域形成的物种演化变异为丰富其遗传多样性提供了坚实基础。在遗传多样性贫乏、近交系数较高的情况下麋鹿存活状况良好，数量增长了200多倍。麋鹿在我国的种群复壮及野化放归，从永定河畔、黄海滩涂，逐步扩散到长江两岸、黄河内外全国26个省份的95个迁地保护场所，已全面覆盖麋鹿的古分布地。

　　从重引入时的几十头上升到如今的1.4万头，麋鹿重引入保护的成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壮美答卷，也成为全球生态保护的示范。

　　国家兴 麋鹿兴

　　谭邦杰先生曾在《麋鹿归还祖国记》中写道：“回顾我国珍贵特产动物麋鹿在这一段历史时期的遭遇，不难发现它的传奇性的身世竟是如此紧密生动地与我国国运的盛衰相联系。”

　　40年来，我国通过建设麋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国家级麋鹿保护区，形成了国家主导、社会参与的麋鹿保护体系，突破了疾病防控、饲养管理、遗传瓶颈等“三道难关”，为麋鹿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机制保障与科技支撑。

　　2024年11月19日，依托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麋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麋鹿保护进入科学化、智慧化管理阶段，成立大会上审议了《麋鹿保护行动方案（2024—2035）》，明确了完善野外保护网络、强化种质资源管理等核心任务。

　　今年是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主任钟震宇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来到中心工作的第25个年头，他一步步参与并见证了新世纪国家在麋鹿保护工作上取得的非凡成就。

　　“麋鹿迁地运输，一直困扰着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钟震宇介绍，成年麋鹿重量可达200余公斤，它们生性敏感胆小、野性强，难以驯化，很容易产生应激反应而生病。为了保障麋鹿健康安全，他和科研团队设计了麋鹿专用上车通道，运用气味适应和食物引诱等方法，让麋鹿能够“主动”上车。2019年以来，这项技术应用于北京南海子，并推广至江苏大丰、湖北石首两个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他麋鹿繁殖场，使得麋鹿运输成活率从原来的84.1%上升至100%。在近20次迁地运输中，384头麋鹿全部成活。

　　“这项技术的核心在于尊重动物习性，通过科学手段减少人为干扰，最大限度降低运输过程中的应激反应。这不仅提升了麋鹿转运的成功率，也为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钟震宇自豪地说。

　　在麋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记者看到了世界最大的麋鹿基因库，这里已保藏鹿类动物血液、组织等样本3300余份。钟震宇介绍，科研团队成功绘制生命“高清地图”，成功组装全球首个端粒到端粒（T2T）的完整麋鹿基因组，完整度达99.86%，质量远超此前麋鹿基因组，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是麋鹿保护研究的“基石性”成果。该研究挖掘到5个麋鹿适应环境的功能基因，为揭示麋鹿适应不同环境（如温度、光周期等）提供微观关键证据，为麋鹿潜在适宜栖息地筛选和种群健康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保护研究室副主任郭青云说，科研团队运用DNA宏条形码技术首次绘制出麋鹿的“中国美食地图”，发现它们能享用400多种本土植物自助餐，尤其钟爱芦苇、薹草这些湿地“招牌菜”。更值得关注的是，科研团队成功研发无接触式健康监测技术体系，通过分析粪便就能掌握麋鹿的健康或者疾病状态，实现了应激水平、免疫功能及肠道微生态等关键指标的无创伤检测，替代了传统采血检测方式，野生麋鹿种群健康体检得以轻松实现。此外，中心还建立了首个麋鹿专属菌种库，筛选出26种“麋鹿自产益生菌”，为麋鹿量身定制了肠道健康调控方案，有效提升了种群健康水平。

　　这些自主创新的“黑科技”，不仅可以守护麋鹿种群，也能推广到藏羚羊等珍稀动物保护中。该中心正在建设麋鹿的全基因库，进一步针对麋鹿疫源疫病及栖息地评估研究，解决麋鹿重要疫病监测技术难点，助力我国麋鹿种群的健康繁衍。

　　近年来，我国麋鹿保护的成果也在全世界获得普遍赞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的《物种引进指南》中写道：“麋鹿是全世界138个物种重引入项目中，最成功的15个之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麋鹿的保护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缩影，并为“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提供了一个最佳案例，为全球范围内其他濒危灭绝物种保护提供了借鉴。

　　40载春秋，从繁育到保护，从科研到科普，从物种到生态，从麋鹿保护到生物多样性保护，麋鹿保护重生历经一次次华丽变身。麋鹿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千年记忆，它的故事诉说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与深情，它的重生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座丰碑。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26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