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章（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秘书长）

　　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途径有多种。在史料层面，有官方档案、决策文电、遗址文物等，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不少党史、军史著作，以及大部头的学术专著。在文艺领域，与抗战相关的小说、诗词、戏剧、歌曲、电影、电视剧等新作频出。这些史料、著作与文艺作品，为我们深入了解抗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近年来，随着抗战家书逐渐受到重视，宏大叙事之外的个人抗战史得以呈现。通过一封封家书，我们得以走近先辈们经历过的风云与他们的心灵世界。

　　家书“集结”

　　在电报、电话等现代通信手段普及之前，家书是人们交流信息的重要载体。在战火纷飞年代写就的家书，时代感更加鲜明。

　　1931至1945年的14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中国军队正面战场官兵和社会各界民众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等，给家人和亲友写了大量书信。由于其保存较为分散，在结集出版前，未曾引起学界和公众的重视。2005年4月，一场以广泛搜集民间家书、保护家书遗产为宗旨的“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在京启动。不到两年，4万封家书汇集北京，其中就有不少抗战家书。这些家书，不仅承载着绵长醇厚的骨肉亲情，而且真实反映了在国家遭受侵略的危急关头，血洒疆场的抗日将士和各界群众不屈的民族气节和深厚的家国情怀，读来令人动容。

　　2007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以下简称“组委会”）联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该馆收藏的家书与征集来的抗战家书一起汇编成《抗战家书》一书出版，收录左权将军、吉鸿昌将军等25个家庭的家书60余封。2015年，该书出了修订版本，更名为《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增加了15篇文章，收录家书达到70余封。

　　2025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早在去年8月，组委会就着手对《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进行再次修订。首先，结合新的资料对篇目进行优化，增加了6篇，分别讲述抗日英雄赵一曼、新四军将领彭雪枫、淞沪抗战烈士吴瑞、作家徐光耀、战地记者乔秋远、小学教员宋子英的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使全书文章数量达44篇，收录家书达86封。其次，重新梳理文字，进一步核实相关史实。原书成于众人之手，叙事详略程度和风格有所不同，此次出版对原文字逐字逐句进行推敲，尽可能为读者提供有效信息。再次，新版改为16开本，四色印刷，替换、补充了部分图片，包括相关人物的老照片，力争使每封家书都有图片对应，让读者可以直观地了解家书背后的人与事。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收录的家书及相关文物都源自各界人士的捐赠。他们不遗余力地保存家人的信件，又在需要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时将其无偿捐赠出来，令人感念。

在云南省防空司令部任职的何亮采写给儿子的信中附带的“抄寄民众疏散避难方法”

　　例如，淞沪会战烈士蔡炳炎的家书——由他的遗孀用绫布装裱、保存了近50年，于1987年6月与写家书的钢笔一起，捐赠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再如，1937年9月率军出川抗战的傅常将军给家人留下了一封简短的信：“余奉命出川参加抗日战争，将奔赴前线。希汝等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今天人们尚能看到信的内容，是因为傅常将军的妻子找工匠将这句话雕刻在了木质灯柜上，传给了后人。2010年9月，傅常将军的孙辈将灯柜捐赠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又如，2005年8月，组委会收到了来自浙江德清县武康镇春晖街42号的一封挂号信，信封内是一封毛笔家书的复印件。寄信人叫褚召南，当时已70多岁，家书是他的二哥褚定侯于1941年12月27日第三次长沙保卫战前夕写给他的，写了6页纸，写完此信后不久，褚定侯就牺牲了。2006年2月，褚召南寄来了家书原件，组委会将它推荐给国家博物馆收藏。

　　跨越时空的诉说

　　一封家书，一段历史。抗战家书是先辈们写于80多年前的文字，是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原始档案。这些个人化的史料，记录了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提供了抗战历史的若干细节，为我们回顾、还原、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1934年11月，吉鸿昌将军在写给妻子胡红霞的遗书中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吉鸿昌逝世之前，曾带领民众在察哈尔抗日。1933年6月—7月，吉鸿昌率军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察东四县全归同盟军之手，对全国抗日力量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步伐加快。一位叫钟士灯的红军战士的家书，从陕北旬邑跨越万水千山送到了他的家乡江西于都桥头乡。他用质朴的文字告诉父母：“我在外，大家都是为着抗日的，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为着自己的未（来）做事。现在说起到达北方，使用（应为“实行”）国共合作、释放一切政治犯，联合了许多抗日友军，国家已经和平。”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反映了红军指战员对和平的渴望和投身抗战的决心。

八路军战士刘中新1937年9月写给母亲的信

　　1938年7月，13岁的徐光耀离家参加八路军，随军转战南北。1944年10月，五六年没跟家里联系的徐光耀同时接到父亲和姐姐的来信，喜出望外，立即回信：“爹！您耐心的（现应为“地”）等着吧！胜利的日子就快来了。今年就可以打败德国，明年就要反攻日本，那时候才是咱们团圆的时候！”从这封信可看出，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作者对胜利的憧憬跃然纸上。因为目睹了太多感人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光耀创作了《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等一批优秀的抗战作品。

　　《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收录了华侨的家书。写于抗战时期的华侨家书，格外感人。无论是菲律宾华侨王雨亭送年仅15岁的儿子回国参加抗战时写下的“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还是放弃越南侨居生活投身战场、最终牺牲的符克留下的“我之自动参加救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与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事业”，都体现了海外华侨在祖国危亡之际共赴国难的拳拳之心。

　　《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还收录了爱国乡绅、战争流民、防疫医生、小学教员、被俘劳工等人的家书，他们写下的书信，与抗战将士的书信一道，共同向当下的读者诉说着战时的光景。

　　传统美德与家国情怀

　　写于抗战时期的家书，既有热血男儿从沙场写给妻子的绝笔，也有父母对子女抑或子女对父母的叮咛，既有兄弟之间的手足情深，亦有姊妹之间的互诉衷肠。家书中，处处体现着孝老爱亲、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夫妻恩爱等美德。

　　赵一曼烈士临刑前最思念的是6年没见的儿子，她给儿子留下两封遗书，痛陈自己未能尽到母亲责任的遗憾。两封家书共339字，一连用了16个“母亲”和9个“孩子”（含“宁儿”），字里行间满是母爱。八路军战士刘中新在写给母亲的家书中，讲述了自己夜里睡觉时说梦话大喊“妈妈”的经历，在信中他接连发问：妈妈的身体如何？弟弟安好吗？家里收成怎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200师与日军同古大战在即，师长戴安澜在给妻子王荷馨的信中表示“为国战死，事极光荣”，然而“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对家人的关切令人动容。

新四军将领彭雪枫1941年10月写给妻子的信

　　抗战家书是在中华民族遭受外敌入侵、面临危机的形势下，由中华儿女写就的，字里行间除了对亲人的关切之外，更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国之不存家何在”“自古征战几人回”“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等豪言壮语，是家国情怀的集中体现。

　　1937年9月14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3师下士吴瑞从陕西汉中至上海参加淞沪会战的急行军途中，连夜写下三封家书，除了安排家事之外，还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这次我得到前线上去，我决心与矮（倭）寇拼命到底，所谓‘矮（倭）寇未灭，誓不生还’。”1938年春，中日军队正在台儿庄激战，一位叫乔秋远的战地记者走上战场之前写给父亲和叔叔的家书，颇有慷慨之气：“儿为壮年，从事文化工作，虽未能持枪卫国，但是，执笔亦等于执枪也……儿明日即拟起（启）程赴徐州，以后在报上所见之通讯，即等于儿之家信也。”张自忠将军从抗战开始就有“报国必死”的决心，1940年5月1日，枣宜会战前夕，他在致战友的信中写道：“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半个月之后，他率军与敌血战，身负七处重伤，壮烈殉国。

同济大学毕业生刘宗歆1941年12月写给妻子的信

　　翻开《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这样激动人心的文字随处可见。家书是写信人内心世界的反映，他们在写给亲人的家书中袒露心扉，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展现了中华儿女视死如归、宁死不屈、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精神。正是因为有如此的人民，有如此的信念，我们才迎来抗战的伟大胜利。希望这部由家书组成的抗战史，能为更多人所知晓、所阅读。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2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