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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是刻石研究的基础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5-09-29 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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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 瑞

  光明日报开辟争鸣专栏,让“真理越辩越明”,成为一个罕见的文化现象,充分体现出一张思想文化大报的学术担当和社会责任。

  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鉴定结果,判定石刻为秦刻石。针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发布的相关内容,我想就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讨论,请方家批评。

  一是石刻名称异议。

  在大多数学术研究中,名实之辨都是应有之义。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将石刻名称定为“尕日塘秦刻石”。类似名称最早见于7月4日王子今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昆仑河源方向的“昔人所刻篆文”》一文。先生依石刻发现于扎陵湖北侧尕日唐,建议“依照青海考古学者的意见及考古学通常定名惯例,似称尕日唐石刻为宜”。

  据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的《地名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纪念设施、遗址的命名、更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石刻名称,当然是最终定名。但就石刻研究而言,其名称仍有讨论空间。

  首先,1959年夏鼐先生在《考古》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指出“考古学上对于原始社会的‘文化’,大多数是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的遗迹的小地名为名”。开展命名需满足:一是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的特征;二是共同伴出的这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三是我们必须对于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知识。

  夏鼐认为,如果还不具备一种文化类型所应有的条件,“而我们看到某些片面的个别的现象,就匆匆忙忙地给它一个新的名称,那就未免有些冒失了;这就会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混乱,因而使古代社会的研究工作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可见,即使在考古学中,以小地名给某一“文化”命名依然有很多必要前提,且这些内容并不涉及石刻。以玛多县新发现秦刻石而言,其乃摩崖,故不能用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来命名。

  其次,在我国悠久的金石学传统中,对石刻命名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传统。除石刻自有名称当依己名外,若后人为石刻命名,一般有几种情况:

  以所在山命名,如“坛山刻石”因刻于河北赞皇坛山得名;以刻石出现主要人命名,如“麃孝禹刻石”“莱子侯刻石”;以刻石中出现时间命名,如“五凤刻石”;以石刻形态命名,如“石鼓文”;以石刻中主要内容命名,如“守丘刻石”。

  因我国历代石刻的发现、命名时间不同,故今所见石刻的名称是“诸法皆存”,除非后人研究发现名称有误,一般都是“约定俗成”而很少改动。

  2023年国家文物局核定公布《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1658通(方),从名录看,公布的石刻名称,是前述方法的发展,如非常强调石刻时代,绝大部分时代置石刻名称之前,像“北宋黄庭坚摩崖石刻”。少数有依所在地命名的,如江苏连云港“苏马湾东海琅琊郡界域刻石”等,先写地名,再写清内容。新疆“焕彩沟石刻”,焕彩沟虽是地名,但这三字本就刻于石上,故其乃本名。

  在新发现石刻时间、人名齐备情况下,定名“尕日塘秦刻石”,不仅与我国石刻命名传统不合,也与《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将时代置前的新时代石刻定名方式不合。所以我还是坚持个人所提的“秦五大夫翳刻石”之名。

  二是“通”与“扩读”。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公布刻石的释读时,明确“采藥”为“采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指出,“樂”字“无‘艸’头,‘樂’可通‘藥’”。北京大学教授李零也指出,“药字没有草字头,是‘樂’,可以扩读为药字”。

  通假是常见的字形临时借用现象。一般某字表单一义或多义的用法基本确定,但因各种原因弃本字而借一音同或音近字代替本字使用时,就被称为通假(张桂光《汉字学简论》)。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提出,“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清代段玉裁认为有三类假借。学者认为,段玉裁的三类假借中,第一类是本无其字而假借,后两类即本有其字假借和讹字假借,均是通假。王力在《古代汉语》中指出对本有其字的假借是“通假”。他在《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中指出,“本字和假借字必须是音同或音近,才能产生通假;即使两个字音同或者音近,如果没有例子,也不一定就能通假”。

  既有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通假是古代书面语中个别字的替代。一些学者认为,通假字与本字的某一义项相通,但也有学者认为,通假字与本字含义当无联系。一般来说,通假需二字音近或音同,同时也要有文献等证明。

  在秦汉文献和出土文物中,有大量音乐类职官,如“乐府”“乐官”“乐师”“外乐”“左乐”等等,秦印则有医药类职官“药府”。若“乐”“药”相通,那据“乐”类文物而来的秦汉音乐史,是否要改为秦汉医药史?此外地名中还有“乐成”“乐安”“乐陵”,是不是也会“通”为“药成”“药安”“药陵”?

  李零先生用“扩读”解释“乐”。查询可知,“扩读”目前多用于中小学语文教学,指课本外“扩展性阅读”。到目前为止,我未找到传世或出土文献研究中以“扩读”研究之例,难以推测李零先生将“乐”扩读为“药”的理由。从两位李先生的用词差异看,若非二人故意用不同的词表达相同之意,似可看出李零先生并不同意“乐”与“药”通假。

  刻石研究备受瞩目,期待在不泄露国家机密和保护知识产权前提下,尽可能公开相关科研成果。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29日 08版)

[ 责编:王宏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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