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仝 涛

　　非常感谢光明日报给我提供了一个发文发声的机会，在6月8日让“昆仑石刻”（国家文物局新厘定名称为“尕日塘秦刻石”）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及时公之于众。一直以来，光明日报有着重视学人、积极推动学术研究大众化的深厚传统，在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之间扮演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赢得广大知识分子的关注和倾心，这也是相关科研机构包括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将其列为科研成果发布平台和载体的原因之一。

　　学术研究，尤其是考古学研究，长期被认为属于象牙塔里面少数人“针尖”般大小的学问，仅仅是满足个人的学术兴趣或学术生涯的需要，与社会大众的需求严重脱节。人们常常讲，“学问就是那么一小盆水，翻不出多大的浪花”。但今年光明日报组织的尕日塘秦刻石“学术争鸣”，却是名副其实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如今，尽管国家文物局经过审慎论证，公布了调查结果，关于石刻仍有一些争议和讨论，如此高的关注度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放在整个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少有的事情。

　　当下社会与我们当年读书的时代不同了，公众对考古和文博具有普遍的热爱、好奇和参与意识，考古学彻底从一个冷门行当变成比较热门的“显学”。加之自媒体越来越发达，传播手段越来越丰富，我们这些常常投身荒野、习惯于孤寂的考古人深感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

　　实际上，石刻的断代比岩画要简单得多，因为有明确的文字系统，每个年代都有其记录体系和时代烙印，尤其是仍存于原址、内容又十分清楚的石刻题记。对于尕日塘秦刻石，我经历了困难的辨识和求证过程，尤其是对石刻中的“陯”字，如果没有新出里耶秦简的启发和参照，是很难识读出来的，因为这个字在秦汉之后已经废弃不用了。后世的“昆仑”一般写作“崑崙”“崐崙”等。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断代标记。

　　我记得当时，我检索核对了能见到的篆书字典、秦文字形表和一批博士论文、研究专著，却无法破解这个阜旁的怪字。从当时的图片来看，右侧部分的四竖笔中间两笔的末端，似乎是勾连在一起的。在我几乎要放弃它的时候，偶然看到网上有关于里耶秦简“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的报道，“陯”字居然是软耳偏旁，我突然想到，是否石刻中的字也可能是“陯”？由于里耶秦简没有公布简牍图片，我不知道具体的笔画写法，尤其是必须搞清楚“陯”字右侧到底是四竖笔还是五竖笔。在篆书中，“侖”字五竖笔的写法更加常见，而媒体报道中，是现代电脑输入法只能敲出的四竖笔的“陯”。于是，我利用田野工作的间隙返京，翻遍了里耶秦简的报告和图录，却没有找到它的图片，甚至一度萌生了要专程去湖南看看的念头。后来有幸通过里耶秦简的发掘者张春龙先生的慷慨赐图，我才有机会辨识并确认该字与石刻中的“陯”字完全一样。我想，这一点任何一个作伪的人都是不太具备获取资料的渠道的，不会也不需要有这样的良苦用心。

　　基于这些探索和论证的过程，我自始至终对刻石的年代都非常坚信，从来没有丝毫的动摇。有了“陯”字的确认，才进一步辨认出了“昆”字。昆字残损仅余“日”旁，但这不妨碍，因为汉字是有规律的。一方面，古代的“陯”经常与“昆”组合使用，且刻石地处“河出昆仑”的黄河之源，地理环境明确，又可联系不少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另一方面，我们又翻检了几乎所有带日旁的古代汉字，罗列出来常用的大概有四五十个之多，一一比照。依我粗浅的学识，没找出一个能与“陯”组合起来使用、又能讲得通的。如果有哪位朋友不认同，又能结合古代文献记载提出一个替代的答案自圆其说，我是非常乐意看到的。我们常说有破有立，不能只简单否定完事，还要找到令大家信服和接受的解释，才算是负责的态度。

　　刻石现存于高海拔荒无人烟的地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有人随便拿一块可以移动的此类刻石让我看，即便是真的，我也不敢轻易发表意见。保存于原址，是刻石给我最大的底气，它可以经受住未来的任何检验。即便当代科技手段可能解决不了精准的断代问题，未来也一定能解决。同时我也坚信，质疑的朋友如果有机会亲自去河源跑一趟，走一走漫长而艰辛的高原道路，呼吸一下令人憋闷到头晕目眩的缺氧空气，再近距离目睹一下那皲裂如同九旬老妇面庞般的沧桑岩面，可能就会少去很多关于真假的疑问，也会对这块貌不惊人的石块心生敬畏。

　　我们的考古学科和科技手段发展到今天，应该说已经拥有世界最前沿的水平。二十年前，科技手段的作用是非常局限的，面对这类对地面文物的各种质疑，我们只能继续从文本上再去深究。至今，岩画断代仍然是困扰学界的一个难题，主要是不容易通过科技手段获取精确的年代学证据。这次国家文物局应用了大量技术手段，包括三维激光扫描、高清电子拓片、岩性分析、磨蚀伺服试验仪检测、微痕检测、金属微量元素检测、矿物电镜、红外热成像仪、弹性波速仪、赋存环境调查等，获取了大量微观的、肉眼无法判定和辨别的信息。这大概是首次将尽可能多的现代科技手段综合应用于一处石刻的断代分析，对于铭刻学研究来讲，可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历史性的突破。

　　对于尕日塘秦刻石这样的稀世文物，它的发现和释读是我们时代发展、学术进步的必然。当然，它也足够幸运出现于一个万众瞩目的时代。

　　接下来，围绕刻石的主要工作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方面，在刻石周边的不同范围内，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弄清楚与刻石密切相关的埋藏堆积、关联遗迹、古气候环境、古植物矿物资源及交通路线等。另一方面，我们将以石刻为起点，开展相关区域的考古研究工作，尤其需要弥补湟水谷地和黄河上游地区时空体系上的空白，对东周至西汉时期该区域的物质文化面貌、主要活动人群和文化交流情况进行探索和揭示，以复原秦人西行所经关键区域的支撑保障系统和历史全景图。此外，也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黄河源区的羌人、白兰、吐谷浑、吐蕃等多民族古代文化研究，探讨他们围绕昆仑山系和黄河源区的历史活动，及其与中原地区文化上的交融和互动过程。同时，以前被视为“生命禁区”而备受忽视的高原腹心地带，包括毗邻的可可西里无人区、羌塘无人区等，也都应该纳入这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研究的视野。相信这些貌似火星表面一样的地区，还会埋藏着我们尚不敢想象的故事，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着我们。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29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