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王子今

　　新发现的青海玛多扎陵湖北秦刻石，国家文物局发布调查研究成果和保护工作情况时称“尕日塘秦刻石”。这是根据青海考古学者介绍时用语，以及李零教授所提出的按照考古学惯例，以遗址发现处的小地名定名比较适宜的意见而定。有的学者据以往刻石遗存命名先例，提出不同意见。但是我们注意到，尕日塘秦刻石的定名当有确定为考古学发现的考虑。起初曾说“尕日唐”，应是藏语直接音译。

　　尕日塘秦刻石发现一经披露，就引起了关于其真伪的激烈讨论。这让我们回想起关于曹操墓的争论风潮。奇怪的是，《隶释》卷四所著录《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又称《尊楗阁碑》），千百年来不知所在，2004年在荥经烈士乡冯家村钻山洞荥河南岸崖壁重新发现之后，书法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学界随即投入力量进行研究。这一按照现今眼光很容易被判定作伪的发现，当时却并没有人公开直接质疑。这不能不令人感叹，现在的新发现往往首先会遭遇“假”的判定。是否社会文化的公信力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而其信誉的严重贬值究竟是因何发生的呢？

　　国家文物局发布的青海玛多尕日塘秦刻石调查研究成果，诸多信息可信，基本判定正确。一些疑问可以因此澄清。“□陯”很可能即“昆陯”。而《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排除其为现代新刻的可能性”的意见，也否定了“伪刻”仿里耶秦简“昆陯”文字作假的推想。一些古文字学家指出“车到/此”中“到”字的使用具有秦文字断代标志意义的判断，也值得我们重视。

　　作为秦汉史研究者，我认为，尽管基于考古发现秦汉史学术进步突出，今人对秦汉史特别是秦史的了解仍多有不足，依然存在很多盲点。新的考古文物资料总是令研究者喜出望外，大大增益原有认识。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与合理的学术解读，对秦史与秦文化研究有诸多启示，很可能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尕日塘秦刻石文字可见“皇帝/使五/大夫臣□/将方□/采樂□陯”，刻石的空间位置，反映了秦时遣人“采药”远至青海高原接近河源地方的努力，可以从新的视角说明秦人的天下观与地理意识、秦执政集团有关疆域的理念。秦人有“大关中”的行政地理设计（王子今：《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人文杂志》2003年1期），显现出以宏阔眼光处理区域文化管理问题的观念优势。日本学者鹤间和幸《关于始皇帝遣使“采药昆仑”石刻的发现》附图，即利用卫星影像绘制的秦代东西轴线（《光明日报》2025年7月28日08版），其实陕西考古学者秦建明、张在明等在考察西汉“超长南北向建筑基线”时已经有所说明（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文物》1995年3期）。而鹤间和幸等提示，“‘采药昆仑’石刻”东向对应“秦始皇陵”“秦东门”“精准地呈现一字排列”，构成特殊的地理规划“奇观”（《光明日报》2025年7月28日08版）。这一行政地理格局，与“直道—子午岭”与“子午道—直河”，形成东西与南北两个方向“轴线”的对应关系。尕日塘秦刻石所见“皇帝”“使”“将方□/采樂”的“五/大夫臣□”，其“车到此”的行迹，以秦朝廷行政官员远途艰辛行进，可以看作是秦人超越所谓“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的疆域，远出“徼外”“西涉流沙”“北过大夏”（《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政治理想的表现。与秦人宏大方位观相应的，是超长距离的大地测量技术。

　　“五/大夫臣□”“采樂”“车到”扎陵湖尕日塘地方，体现出秦代的交通能力和行政效率。以此为认识基点，可以深化对秦政急进风格的理解。某日“车到/此”，以及“翳□/前□可/□百五十/里”，也可以看作当时交通行“程”，即定额的完成记录。秦始皇本人也设定了自己的工作定额：“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说：“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呈”就是“程”。秦始皇自己也有夜晚处理公文的工作量。尕日塘秦刻石中的交通史信息，有的学者已经予以重视（易华：《秦代赴昆仑采药的可行性分析》，《光明日报》2025年7月9日08版；郭涛：《从交通地理角度看“昆仑石刻”》，《光明日报》2025年7月16日08版）。相关考察，可以深化对霍巍教授提出的“高原丝绸之路”走向与线路的认识（霍巍：《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意义》，《社会科学家》2017年11期）。

　　尕日塘秦刻石所谓“五/大夫臣□”“采樂”“车到/此”，有说所行为“羌中道”者。相关信息为说明当时的民族关系提供了条件。秦人久与西北少数民族关系密切。他们与戎人的战争，也是一种交往行为。秦“采樂”官员“车到/此”，推想应有羌人的合作。回顾周穆王西行的传说和张骞“凿空”的史录，可以推知应有当地民族提供“导译”即向导和译者以为条件。有的学者在讨论中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米小强：《从秦与西羌关系看秦使团西至扎陵湖的可能性》，《光明日报》2025年8月8日08版）。

　　“采樂”应当就是“采药”。“皇帝”所追求的，可能首先是可得长生的“仙药”。也就是司马迁笔下所谓使方士“求仙人不死之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其中的“使”字，与“皇帝/使五/大夫臣□/将方□/采樂”的“使”字完全相同，也是值得重视的。当然，“采樂”也就是“采药”，也许并不限于“仙药”，也可能包括应用广泛的实用于医疗的“药”。秦人对“医药”的看重，见于扁鹊事迹所谓“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而秦始皇焚书，不予烧毁的实用之学文献，列于最先的就是“医药”学书籍。《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同样的记载，又见于《史记·李斯列传》。而“药”的发现与发明，以及合成、加工、使用，是和当时社会明显觉醒的生命意识相关的。相关情形，也涉及社会的天人观念，以及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而尕日塘秦刻石所见片段信息，是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相关卫生史、医疗史和医学思想史的考察的。

　　光明日报就尕日塘秦刻石这一存在争议而社会亦多关注的文化主题专设《学术争鸣》版，是聪明的举措。不同意见得以平和陈说，平等争辩，体现出开明的原则。而切实实现了学术启示、学术促进、学术引领的积极作用，又堪称高明。光明日报《学术争鸣》版的功德事业得到学界的肯定和社会的赞誉，是理所当然的。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29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