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井梅、张广智（苏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新世纪以来，随着时代与社会的飞速进步，史学研究也出现“新陈代谢”，情感史学连绵西东，逐步登上国际史学的讲坛。情感史学是历史学研究的新兴领域，主张将情感因素纳入研究范畴，通过强调情感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为现有的人类历史叙事提供全新的解释和有益的补充。

　　情感史学与当代国际史学的转型

　　2015年在我国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情感史学被列入大会四大主题之一，情感史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王晴佳在《当代史学的“情感转向”》中指出：“情感史的研究首次将历史研究的重心，从理性转到了感性的层面，代表了历史学的一个崭新方向。”对于情感史而言，挑战传统史学理性中心主义的倾向，强调“情感塑造历史”的全新解释，这是它的突出特征。

　　回顾情感史的缘起时，众多学者会将年鉴学派的吕西安·费弗尔视为重要人物。英国学者扬·普兰佩尔的《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便是以费弗尔为中心，勾连起整个情感史的发展历程。诚然，费弗尔强调情感和心态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但是情感史的实质性研究还需静待时日。再比如为学者津津乐道的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和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对情感的关注亦是如此。

　　1985年，美国历史学家彼得·斯特恩斯和卡罗尔·斯特恩斯夫妇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正式提出情感史理论，通过创造“情感学”这一术语，突破情感的生物学解释，明确情感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堪称当代情感史研究的拓荒者。情感史研究也因“情感学”的提出，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这是情感史的“启蒙时代”，但它作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还是在新世纪之后。行至2010年，情感史先驱、美国学者芭芭拉·罗森宛恩作出“情感史的问题与方法将属于整个历史学”的预言。这个预言在五年后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得到验证，至此，情感史登入大雅之堂，成为当今西方史学的重要流派。

　　当下，情感史在我国学界也悄然兴起，正方兴未艾。关于情感史研究，论者各有高见，笔者以为情感史是当代新史学的“新生代”。情感史之“新”，是为历史研究开一新途，在感性与理性的接壤中耕耘，让情感驻留在历史进程中，成为永恒的、有温度的历史印记，是为情感史的宗旨。情感史与当代国际史学的文脉既相承又有创新。20世纪以来，西方新史学的文脉及流向总体呈现出跨学科与多样化特征。今日的情感史更甚，它与妇女史、家庭史、儿童史、医疗史等连接，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结盟，从中可一览当代新史学的别样风景。历史研究中新流派的形成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例，它从1929年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立，经第二代“布罗代尔时代”的辉煌，到第三代的群雄纷起，至今已近百年，呈现出研究领域与主题不断开拓的新局面，其各个代际均有经典作品问世。情感史学的发展亦是如此。

　　情感史学与人类历史叙事的重构

　　在历史研究的“情感转向”引领下，加拿大青年史家罗布·博迪斯的新著《情感的历史》应运而生，他掷地有声地提出了“情感是人类历史的中心”。这是情感史学核心内容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突破了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将人的情感注入历史叙事中。可以说，旨在创新的情感史学在向传统史学发起挑战的同时，或隐或显、或间接或直接地改变了当下史学研究的生态。

　　其一，强调情感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位置，这是史学研究对象的推陈出新。情感之于人类存在的核心意义，古今中外皆有论及。我国哲学史家蒙培元建构了“情感儒学”体系，他提出的“人是情感的存在”重要命题，不仅回答了儒学如何化解现代心灵困境的难题，也推进了冯友兰实现中国哲学“接着讲”的遗志。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于此也有独到见地，在《人类情感》一书中写道：“人类是地球上最具情感的动物。情感是决定社会结构形成的力量，但同时，情感有时也是摧毁社会结构和变革社会文化的集体行动的动力来源。”就情感史学而言，它的核心目的正是颠覆情感与理性的传统对立，把情感因素作为观察和探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维度，为现有的人类自我认识的历史叙事提供全新的解释和有益的补充。为此，在当下这个多元化时代，历史研究必须重视情感在人类文明传承中的重要价值。

　　其二，超越传统史学的二元对立，这是史学方法论的新陈代谢。传统观念中，诸如理性与情感、自然与文化、先天与后天、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对立，容易陷入线性叙事和中心化视角的历史模式，影响我们对复杂历史现象的理解。情感史学则试图消解甚至超越传统观念中的二元对立，为具有跨学科倾向的历史学家提供一种新的尝试。比如罗布·博迪斯以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例，通过分析雅典人的情感尤其是激情、恐惧与战争和政体运作的关系，展现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动态关系”，认为“情感与理性彼此通过对方而生成和存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不可能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上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1863年11月19日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即是显例，通过极具激情的情感语言，促动另有所图的情感生成、情感表达和情感实践。

　　其三，探索人类情感的时空维度，这是史学表现方式的与时俱进。情感具有“自然”和“文化”的双重属性，它既被时空塑造，又反向赋予时空以意义，这种双向赋能构成了人性的深层经纬。具体而言，情感史学通过提出“情感场域”概念，营造多维的情感体验，形成独一无二的情感记忆。美国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指出，建筑和城市一样，有心也有灵魂，在建筑中，能感受到记忆与意义，感受到被唤醒的性灵。因此，只要场域内的空间、建筑和物品本身具有历史性，它们的特征及相互作用的方式，就会成为理解情感时空性的核心所在，由此情感史学重塑了历史研究在新时期的生存与表现形态。

　　情感史学与人工智能的共融

　　2025年元旦，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发表《人文学科要做好迎接人工智能挑战的准备》一文，指出“科技并非万能，人文自有价值”，并给自己定下目标：“深刻反省那个因科技迅猛发展而变得‘捉襟见肘’的旧的文学教育体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出谋划策，积极参与‘重建人文学尊严’的伟大事业。”时下，DeepSeek劲头十足，火爆全球，几乎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成”自己想要的文本，而不需要经过长期的学术训练，这一严峻的现实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数字时代人文研究何去何从，具体到情感史学，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科技发展与人之情感的关系，即情感史学与人工智能能否共融？如何共融？

　　近年来，情感史学与其他学科互动、交流，促成了情感经济学、情感社会学、情感地缘政治学等的兴起。擅长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模式、模拟人类认知的AI技术，也参与到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中。一方面，通过AI技术挖掘和分析历史文本、图像、行为记录中的情感痕迹，对历史材料进行情感标注（如喜悦、愤怒、悲伤的频率与强度），为情感史学提供量化工具，助力于构建跨时代的情感数据库。另一方面，基于生成式AI重构历史人物的情感决策逻辑，虚拟历史场景的情感营造，例如模拟法国大革命中民众的集体狂热如何推动历史事件发展。AI技术参与人类情感研究的面向远不止此，在此不赘。我们会发现，“AI的确可以将人类从时间的牢狱中解放出来”，通过构建情感模型，模拟历史事件中人群的情绪变化，从而提供新的解释视角。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AI的客观分析能否准确地识别人类情感，进而准确地感知人类的情感体验？

　　依笔者之见，科学无法准确测量情感。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感同身受极其稀缺，遑论让机器去感受人类的情感呢？人性幽微，人性中最本质、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情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深刻的历史记忆就是深厚持久的民族情感。面对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危难，我们始终坚守信仰，逆流而上，这一切都源于中华民族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矢志不渝的民族复兴追求。因此，情感是人工智能面临的最大挑战，即使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给予人文学科致命冲击，但人之情感依然是人工智能代替不了的，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意义所在，或者说，是生而为人最值得骄傲的一面。正如英国情感史学者理查德·戈德贝希尔寄予的那样：“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世界上有着多种多样理解情感、表达情感的方式，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如果人类在这样一个如此多彩、如此接近人性的领域向统一更近一步，那将是人类巨大的损失！”

　　情感史学正青春，即使从1985年斯特恩斯夫妇提出“情感学”以来，迄今也不过40年。情感史学40年的蓬勃发展历程，映照出史学转向的路标。展望未来，期盼情感史学研究赓续前行。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2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