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志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西方学界，19世纪末以来，中世纪抄本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以拉赫曼式方法为代表的校勘学，致力于通过比对不同文本版本，重建最接近原作者意图的“原始文本”；二是图像风格史的路径，侧重于图像风格的分期与演变，强调其在哥特式、罗曼式等美术传统中的谱系定位。这两种路径丰富了我们对中世纪抄本内容与形式的理解，也为文献整理与艺术史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这两种范式亦存在结构性的局限。它们普遍将抄本视为“文本的容器”或“图像的媒介”，忽视了抄本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物质属性及其生成过程。尤其是在校勘学的逻辑下，文本的“原始性”被高度推崇，非原始文本常遭到边缘化，抄本的材质形态、书写技艺、使用痕迹与流通路径等长期被忽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自20世纪后期起，中世纪抄本研究逐渐出现“物质转向”。这一转向意味着，学者不再仅将抄本视为抽象文本或图像风格的载体，而是重新关注其作为“物”的存在方式，聚焦其材料、书写、流通、使用等具体细节，从而重构抄本研究的对象结构与分析重心。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抄本视为嵌入特定社会情境中的动态媒介，强调其在制作与传播过程中的多样性与社会功能。研究焦点也从“文本谱系”的还原转向对“文本作为物”在流通与再语境化过程中的历史追踪。

　　具体而言，中世纪抄本的物质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是材料与样式层面的特征，如纸张材质与尺寸、装帧结构与样式、字母形态与墨色，这些元素可用于判断抄本的制作年代、地域风格与功能用途；其二是抄写过程中留下的异质性痕迹，如增补、删节、舛误与涂改，揭示了传抄者对文本内容的再加工及其意图；其三则是视觉与结构装饰，如标题页、批注、目录、装饰性首字母与缩微图像等，这些内容常与第二类要素共同指向抄写者、阅读者或后期使用者的文化趣味、使用目的及更广泛的制度背景。在这一转向趋势中，一批学者的研究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国古抄本学家克里斯托弗·德·哈梅尔、芝加哥大学艺术史学者迈克尔·卡米尔和伦敦大学古文书学家迈克尔·克兰奇等人通过深入剖析抄本的物理构成、使用环境与流通路径，推动了“抄本即历史实践之物”的研究范式转变。

　　正因这一研究取向的兴起，抄本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也经历了两个重要转变，即研究对象的立体化和研究路径的多元化。文本不再是被简化的抽象语言结构，而是被重新理解为根植于历史场域中的物质实践。研究者日益关注个别抄本的物质特征，诸如异文交错的校本、后期插入的图像、被改写的章节标题等，这些细节常常映照特定社群的历史记忆与权力结构。同时，也意味着抄本本身即具备历史维度，其意义不仅植根于文本，更源于其物质形态与历史语境的互动建构。

　　近年来，这一学术取向又与书籍史、阅读史以及新文化史形成密切互动：书籍史强调对书写材料、装帧工艺、书籍形态演变的系统梳理；阅读史聚焦不同阶层与性别的读者如何使用文本、进行批注并参与再诠释；新文化史则将抄本视为嵌入具体语境的表意实践，探讨其在权力构建、身份认同与文化再生产中的作用。正是在与这三种路径的交织中，抄本研究逐步突破了传统的文本中心主义，走向一种更具深度与批判意识的历史书写方式。本文亦是在这一学术语境中展开，拟从物质结构、制作者意图、历史语境与知识实践四个维度出发，结合具体抄本案例，分析其物质性特征所揭示的历史网络与社会意义。

　　若从最基本层面理解中世纪抄本的物质性，首先应关注其作为“物”的存在方式。这不仅涉及材质、尺寸、折子结构，也包括书写工具、版面样式与装帧技术等。抄本的物质形式不仅承载文本内容，还决定了文本内部的编排顺序、结构层次与视觉布局，直接影响文本的阅读与理解方式。以古典晚期卷子本向册子本的转变为例，学界长期以来多将其归因于宗教情感的推动，但若细察二者之间的过渡形态，以经典案例Papyrus 46号纸草册子本为代表，则可发现，这一演变更应理解为对“扩充容量”“便于检索”等实际需求的回应。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物质形态可见于剑桥大学藏CCCC MS 383抄本，其散折状态、书写混乱与目录残缺等特征表明，该文本并非一部编纂完备的法典，更可能是一份尚在整理中的“过渡性资料摘编”，用于私人查阅或临时使用。其非定型的形制揭示，中世纪抄本在实际流通中并非统一、完备的“成品”，而是持续处于增补、重组与临时使用的状态之中。

　　抄本的生成亦凝结了制作者的身份定位、意图表达与权力设定。西撒克逊的伊尼法典与阿尔弗雷德法典在多个抄本中被收录于同一文本体系中，这一编排方式引发学界关注，由于伊尼法典在抄本中常位于阿尔弗雷德法典之后，学界多将其视为后者的附录。然而，对剑桥大学藏CCCC MS 173抄本的考察表明，伊尼法典不仅不是附属物，而且与阿尔弗雷德法典的内容、结构互相补充。更重要的是，伊尼法典、阿尔弗雷德法典还与法典序言、红色章节标题、王室族谱、编年史等元素一道，共同构成了一个复合的王权象征体系，用以宣示西撒克逊王权的合法性，以及阿尔弗雷德的政治功绩与个人抱负。类似的还有《艾玛王后颂》抄本，该抄本通过王后艾玛的文化形象，为丹麦王权在英格兰的统治提供了带有性别特征的合法性建构。其文本多援引西塞罗、伊西多尔等编纂的典籍，体现了王族女性借助文化网络介入历史叙事的策略，而抄本本身正是这一策略的物质性见证。

　　中世纪的抄本并非静态文本，而是在传抄、批注与改写的过程中不断演变，其形态与内容常因特定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呈现出多样面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MS Fr.2810抄本汇集了包括马可·波罗在内的多位旅行者的东方纪行，然而其插图往往并不致力于再现地理事实，更侧重表现旅行者的体验，并融入浪漫化的地理叙事，图文之间呈现出鲜明的叙事差异与错位。这一视觉策略并非偶然，而是深受当时政治语境的塑造，既呼应了瓦卢瓦王朝对十字军传统的延续，也服务于无畏者约翰的政治宣传需求，折射出中世纪晚期地理知识与政治权力之间紧密而复杂的互动关系。美国学者玛丽莎·里本在对《狮心王理查》七部抄本的比较研究中指出，牛津大学藏MS 92抄本尤具代表性。该抄本图文并茂，通过描绘理查在十字军东征中的表现，重塑其英勇无畏、虔诚卫道的战士形象，使其不再仅仅作为君主的权力符号。这种形象重构并非抄写者的孤立选择，而是深刻回应了14世纪初英国的政治文化语境，尤其体现了伦敦及英格兰地方社会的经验逻辑——民众往往从家庭利益、法律诉求与社会经验出发，主动介入对国王形象的在地化建构过程。

　　抄本的制作不仅是文本物质化的过程，更深度介入知识的生产与实践环节，直接影响其在社会中的传播路径与接受机制，亦是理解中世纪知识生成与社会观念互动关系的关键所在。13世纪中后期，英格兰本笃修士马修·帕里斯在其创作的编年史抄本中，插入了一系列自伦敦通往圣地的行程地图。这些地图有别于当时主流的、体现基督教中心主义宇宙观的T-O图式，呈现出更强的实用性、精确性与空间导向特征。这一变化既得益于中世纪晚期古典地理知识的复兴与伊斯兰制图技术的间接影响，也反映出西欧世界观正从神学主导的宇宙象征，转向以经验和空间感知为基础的地理认识体系。

　　综上，在全球知识结构持续演变与数字人文迅猛发展的当下，史学研究愈加需要对材料保持敏锐感知，并具备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中世纪抄本并非被动承载信息的容器，而是政治意图、制度运作与文化策略交织的产物。“物质转向”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本分析路径的全盘否定，而是促使我们重新关注史料生成的具体场域，从书写技艺与结构形态中探问知识如何被创造、重构与传递。在正视史料复杂性的基础上，历史研究理应拓展认知边界，赋予中世纪抄本更为多元的诠释空间，以回应数字时代对史学提出的全新挑战。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2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