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彬（鲁迅文学院研究员）

　　法源寺地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街道的东南部，东为菜市口大街，西是教子胡同，北为法源寺后街，南至南横西街，东西长约530.5米，南北宽约439.5米，核心保护区范围约16.16公顷，包括南半截胡同、烂缦胡同、西砖胡同、七井胡同、法源寺前街、法源寺后街、莲花胡同、天景胡同与法源里，是北京市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

　　法源寺地区历史久远，积淀深厚。这里现存始建于唐代的法源寺、辽金时代的胡同与大量明清时期的会馆，在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中独具风貌，也是展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南半截胡同7号绍兴会馆 配图为作者所摄

　　一

　　约公元前1057年，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周武王伐纣，虽然纣王兵多，但是多怀二心而临阵倒戈，武王最后取得了胜利。胜利后他封赐诸侯。根据《史记》记载：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周武王将上古时代的神农、黄帝与尧、舜、禹的后裔予以褒封。其中，尧的后代封于蓟，蓟城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法源寺地区便处在蓟城东部。

　　公元352年，鲜卑人慕容儁称帝，并把前燕的首都迁到蓟城。慕容儁在这里兴修太庙与宫室，袭用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宫室之称，也称作碣石宫。为了追念创业的艰难，慕容儁下令为他的坐骑“赭白”铸造铜像，置于蓟城的东掖门。对此《晋书》这样记述：

　　初，廆有骏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龙之伐棘城，皝将出避难，欲乘之，马悲鸣踶啮，人莫能近。皝曰：“此马见异先朝，孤常乘之济难，今不欲者，盖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龙寻退，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岁矣，而俊逸不亏，儁比之于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勒其旁，置之蓟城东掖门。是岁，像成而马死。

　　廆，即慕容廆，是慕容儁的祖父，建立了前燕王朝。皝，即慕容皝，是慕容儁的父亲。祖孙3人的坐骑是一匹叫赭白的骏马。这匹马在高龄时依然超逸绝伦，慕容儁很喜欢它，喻其为“鲍氏骢”。鲍氏指鲍宣祖孙三代，鲍宣是西汉名臣，他和他的儿子、孙子均官至司隶（监察官），祖孙三代骑一匹青白毛色相间的马，受到时人的赞赏：“鲍氏骢，三人司隶再入公，马虽瘦，行步工。”慕容儁把赭白喻为鲍氏骢，便是这个意思。赭白这匹马，大概是四足踏雪的枣红马。而这匹马，真的非常传奇，铜像铸好了，便溘然而逝。慕容儁把赭白的铜像置于蓟城的东掖门，后世把这座城门叫作“铜马门”，附近的居民区称“铜马坊”。这个坊便在法源寺一带，面积大致是今天法源寺地区面积的两倍。

　　公元357年，慕容儁迁都邺城。蓟城作为前燕的国都虽然只有短暂的5年，但标志着北方少数民族第一次在此建立政治中心，故而在北京的历史上影响深远。

　　公元644年，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次年率军返回时，李世民下令在蓟城东南，即今天的法源寺地区，修建了一座庙宇，称“悯忠寺”，以悼念阵亡的将士。在北京的建城史上，悯忠寺不仅是考察蓟、幽州、辽南京的地标式建筑，而且承载着深远的历史记忆。

　　元代至元年间，南宋遗民谢枋得被强征到大都。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江西弋阳人，与文天祥是同科进士。他疾恶如仇，爱国爱民。不久，谢枋得生病了，被送往悯忠寺休养。一天，他看到寺内墙壁上的曹娥碑，想到这位东汉孝女的事迹，不禁放声痛哭，说：“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小女孩都可以做到，我一个男子汉难道做不到吗？于是绝食而死。后人敬重谢枋得，在悯忠寺后面为其立祠，即今天的法源寺后街3号、5号。5号是谢叠山祠的主体院落，有享堂5间，明间有谢枋得塑像，另有戏楼花园、亭阁等。祠堂正门原有匾额曰“薇馨堂”，取伯夷、叔齐采薇而食的典故。享堂的楹联曰：“萧寺怆忠魂，回首故乡何处是；桥亭留片迹，伤心祖砚几时还？”明人袁继咸《燕都吊谢叠山》诗云：

　　北风尘起征车促，

　　南火伤心不再嘘。

　　三败犹还仲母在，

　　两旬忍饿汉臣如。

　　归降当日无原表，

　　却聘留今只有书。

　　天使先生沉卜市，

　　建阳门亦首阳居。

　　在元代，悯忠寺建有一座高耸的楼阁，民谚称它是“悯忠高阁，去天一握”。元代诗人张翥《辛巳二月朔登悯忠阁》吟咏曰：

　　百级危梯溯碧空，

　　凭阑浩浩纳长风。

　　金银宫阙诸天上，

　　锦绣山川一气中。

　　事往前朝僧自老，

　　魂来沧海鬼犹雄。

　　只怜春色城南苑，

　　寂寞余花落旧红。

　　诗人赞赏楼阁巍峨、殿宇瑰丽，宛如天上宫阙。前朝的僧人年事已然老迈，然而遥想征伐高句丽的士兵，数百年来依旧令人魂雄气壮。

　　明正统七年（1442）重修后，悯忠寺改称崇福寺，到了清朝的雍正时期，又改称法源寺。法源寺以丁香著称，雪白紫艳，每年四月之时，丁香花团锦簇香气馥郁，寺中于其时举办丁香诗会，是北京著名的打卡地。

法源寺前街 配图为作者所摄

　　二

　　北京内城的胡同，多为东西走向，这种走向的胡同北京人称“横胡同”。外城宣南一带的胡同，却多南北走向，则被称为“纵胡同”。在广安门内大街、骡马市大街与枣林前街、南横西街、南横东街周边区域，南北方向的街道胡同计有广安门南顺城街、南线阁街、牛街、教子胡同、西砖胡同、七井胡同、烂缦胡同、北半截胡同、南半截胡同、菜市口胡同、米市胡同、迎新街、果子巷、贾家胡同、潘家胡同、粉房琉璃街等。其中，烂缦胡同以西的大部分属辽南京道路遗存，烂缦胡同以东至潘家河沿属金中都的道路遗存，粉房琉璃街则处于金中都城外。

　　据史料推测，今天潘家河沿的位置可能是金中都东侧城垣外面的护城河，而烂缦胡同的位置则是蓟、幽州与辽南京时东部的护城河。《日下旧闻考》引述赵恒夫《寄园寄所寄录》云：

　　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南城烂面胡同（按：即今烂缦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使城之故壤也。

　　赵恒夫，本名吉士，字天羽，号渐岸，安徽休宁人。生于明朝崇祯元年（1628），卒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做过国子监学正。赵恒夫居住的地方“寄园”，多为清人赋诗吟咏。查慎行《九日同荆州兄游赵恒夫给练寄园》云：“萦成曲磴叠成冈，高着楼台短着墙。花气清如初过雨，树阴浓爱未经霜。熟游不受园丁拒，放眼从惊客路长。亦有东篱归不得，四年京洛共重阳。”沈德潜《移居寄园》其一云：“屋角时闻噪晚鸦，土墙一带任周遮。行人欲认诗人寓，老树村边第二家。”另一首云：“苔垣旧剩玲珑句，土室新安曲盝床。莫话寄园全盛事，酒旗歌扇已苍凉。”

　　寄园的前身是明万历帝驸马冉兴旺的“月张园”，入清以后成为李霨的“李园”，归赵恒夫后改称“寄园”。后来，赵恒夫将寄园捐作“全浙会馆”，1955年于其地兴建北京宣武医院。寄园位于今之长椿街南口西侧，距烂缦胡同不远，因此赵恒夫熟知这一带的情况。

　　烂缦胡同西侧的西砖胡同，应该是辽南京东部的城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道路格局呢？据考证，现在的广安门内大街，在辽南京时位于安东门以内，枣林前街与南横西街位于大城的迎春门与子城的宣和门之间。前者是贯穿南京东西方向的干道，后者则横亘于子城与大城之间，是其时南部的重要通道。金中都时期，这两条道路则位于皇城的宣华门与大城的宣曜门之间，也是从宫城到城市东部的重要通道。这两条道路在今之北京的道路系统中也没有变化。为了进入这两条道路，南北方向的通道当然最为直接、简便，因此这里的街巷、胡同多南北走向也就易于理解了。

　　由于这个原因，这片区域的院子多位于道路东西两侧，与元大都不同。大都的胡同以东西走向为主，院子自然处于胡同的南北两侧，因此房里的主体建筑大都坐北朝南。而这一带的院子，由于胡同是南北走向，因此只能处于胡同的东西两侧，其主体建筑往往采取坐西向东的朝向。这既有地理与气候原因，也有文化原因。譬如北方的契丹民族以东为上（北京阳台山脚下的大觉寺前身是辽代的清水院，主体建筑便是坐西朝东），因此将街巷开辟为南北走向，其目的就是保证住宅向东的朝向。这是辽南京、金中都分布许多“纵胡同”的重要原因。辽南京、金中都与元大都，在住宅朝向的选择上，是有着不同文化理念的。这里的街巷，的确是北京辽金时期的道路系统与住宅朝向重要的原生态标本。

　　随着城市的拆迁改造，菜市口大街以东的胡同大部分被拆除，而南线阁街、牛街、教子胡同以及菜市口胡同也早已拓宽，远非古时风貌了。法源寺地区的西砖胡同、七井胡同、烂缦胡同以及南半截胡同由于法源寺的缘故而至今尚存，保存了辽金时期的坊巷格局，胡同是南北走向，住宅是东西朝向。而东城区南锣鼓巷地区的坊巷格局，胡同是东西走向，住宅是南北朝向，两片区域形成典型的反向对比。法源寺地区是历史馈赠的珍贵礼物，说明了北京的坊巷格局中不仅有元、明、清，而且有辽、金两朝的遗存。

北半截胡同41号浏阳会馆 配图为作者所摄

　　三

　　法源寺一带，历史上分布着众多会馆，随着城市改造，这里的会馆虽然消失了一些，但是仍然有不少保存了下来。著名的有浏阳会馆、绍兴会馆与湖南会馆等。

　　浏阳会馆位于北半截胡同41号。北半截胡同被拆迁以后，浏阳会馆因为是文保单位被留存下来，划入法源寺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浏阳会馆坐西朝东，大门为屋宇门，三进院落。一进有倒座房5间；二进有正房5间，南北厢房各2间；三进院有正房与厢房各3间。其南尚有跨院，有正房3间、厢房2间。与内城四合院的厢房处于正房墀头墙外不同，浏阳会馆三进院中的厢房均将正房挡住，因此庭院不是正方形而呈矩形，类似于山西的窄院。随着居住人口的增加，为了增加居住面积，浏阳会馆的宅门被改造为住房，北侧的耳房则改造为宅门。一进与二进之间原有2门，已经被拆除，但可以看出原来的痕迹。会馆内部的正房均是坐西朝东。二进院的5间正房，北次间与北梢间，便是谭嗣同住过的“莽苍苍斋”。谭嗣同曾为莽苍苍斋题写过一副门联：“家无儋石，气雄万夫。”康有为认为锋芒太露，容易招惹是非，谭嗣同于是重新撰写了一副，上联是“视尔梦梦，天胡此罪”，下联是“于时处处，人亦有言”。在浏阳会馆，谭嗣同撰写了《莽苍苍斋诗》二卷，他题写的莽苍苍斋横匾与门楹“云声雁天夕，雨梦蚁堂秋”，直到20世纪50年代尚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有人劝谭嗣同逃离北京，谭嗣同回答：“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光绪二十四年（1898）9月21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被杀害于菜市口，他的尸体在浏阳会馆入殓，同时在莽苍苍斋设立灵堂。自此以后，每年正月初二，湖南籍的旅京人士都要到此举办悼念活动，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

　　北半截胡同的南口是南半截胡同。这两条胡同原本统称半截胡同，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胡同中段斜插进裤堆胡同，裤堆胡同北口的院子向前方突出，从而将胡同分为两半，因此以“半截”为称。裤堆胡同原称裤腿胡同，自西北向东南倾斜，仿佛伸开的腿，因名称不雅，民国时期改为裤堆胡同，后并入北半截胡同。

　　北半截胡同南口曾有广和居，其东是伏魔庵。广和居坐东朝西，是北京的著名饭庄，初名隆盛轩，清道光十一年（1831）改为今名，1917年停业，很长一段时间是宣南文人的饮宴流连之所。广和居以江南风味出名，名菜有潘鱼（潘炳年传授做法）、曾鱼（曾国藩做法）、吴鱼（即吴鱼片，吴闺生烧法），以及蒸山药、大砂锅豆腐等等。还有一道怪菜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能是全家福一类的烩菜。清人夏闰枝《广和居感旧》吟曰：

　　听雨楼东萧寺北，

　　蜗庐肇自道光年。

　　公卿小巷常停辙，

　　也作贞元逸事传。

　　鲁迅在绍兴会馆居住时，是这里的常客。1912年5月5日，鲁迅来到北京，7日便到广和居饮酒，自此而后便成为这里的熟客，当年5月他便去了4次，6月去了4次。即便不去那里堂食，有客人来，也往往要外带他家的菜。

　　原裤堆胡同的南口有伏魔庵，庙宇坐北朝南，位于裤堆胡同与菜市口胡同之间的夹角处，旧门牌是菜市口胡同9号，是祭祀关帝的庙宇。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曾经借寓于此。广和居与伏魔庵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北半截胡同危改而被拆除。

　　位于南半截胡同7号的绍兴会馆，坐西朝东，设立于1826年，当时是山阴与会稽两县会馆，称山阴会稽两邑会馆，简称山会邑馆。民国以后，两县合并为绍兴县，由是改为绍兴县馆，泛称绍兴会馆。绍兴会馆分南北中3路。大门为“三启一式”蛮子门，两侧为通脊倒座。南路有5间东房，属于倒座。3间西房，是坐西向东的正房，是供奉绍兴先贤之处，称“仰蕺堂”，有楹联曰：“采蕺启贤关，王道阐明，伯才消歇三百载，清风奋起，乡邦定有嗣音，聚兹堂，其挹余芳，真不啻对周模孔楷；披榛创文馆，儒林芬蔚，士习砥磨十八科，大雅曰归，都邑长如州处，喜此日，从容高会，更无须夸赵邸燕台。”南侧有通道至后院。后院西边有5间正房，亦是坐西向东，北侧则为厢房，厢房将正房北部的次间与梢间挡住。正房南部墀头墙的位置上砌筑院墙，中间辟圆洞，即月亮门。中路正对大门，一进院有坐西向东的正3间，南北厢房各3间，二进院有北房5间。北路一进院东边有8间倒座房，西边有正房3间，南北厢房各3间；二进院有西房3间，南北厢房各3间。

　　1912年，鲁迅从南京来北京到教育部任职，住进绍兴会馆的藤花馆，后来因为不堪邻居的喧闹而迁至补树书屋，即南路的二进院。院里原有一棵楝树，后来死掉了，补种了一株槐树，1949年因为遭雷击，槐树被伐去，补种了一株枣树。在补树书屋，鲁迅度过了3年半的光阴，夏天的时候，室内炎热，鲁迅便坐在槐树下面，透过碧绿、浓密的槐叶缝隙，凝视被叶片隔碎的深邃的蓝天，思索中国的命运。著名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药》《孔乙己》，以及《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都是在这里创作的。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这样写道：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此外，南半截胡同内尚有如下会馆：21号安徽黟县会馆，购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41号江苏江宁郡馆，其《改上江两邑会馆为江宁郡馆记》曰：“江宁府领七县，上元、江宁为附郭首，而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五县隶焉。康熙初年，乡先达官京师者仿各省例创建会馆。”51号湖北武昌分馆，该馆与武昌会馆均于清宣统元年（1909）设立，占地甚小，只有14间房屋。

　　位于南半截胡同南段的天景胡同，亦有两处会馆：7号是广东顺德新馆，该馆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凡四进，有房屋57间；9号江苏会馆。北京的江苏会馆有6处，此处占地1.9亩，有房屋52间。而位于烂缦胡同101号的，是湖南会馆。该馆始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会馆坐西朝东，入口两侧是倒座，北侧3间，南侧6间。院内有北房5间，东耳房2间，东西厢房各2间。北房对面是5间南房，西厢房5间，东厢房2间。湖南会馆的庭院非正方形，厢房压住正房梢间，西部原有文昌阁与戏楼，现在均已不存。湖南会馆以及浏阳会馆、绍兴会馆的房屋体量均不大，大多为硬山五檩，至多有前廊，开间也不多，至多5间而已。

　　湖南会馆旧时有不少湖南近代人物所撰写的楹联，重要的有王闿运题：“玉界琼田三万顷，泥金神篆五千年”；胡林翼题：“诡势瑰声模山范水，清谈高论嘘枯吹声”；左宗棠题：“二分明月正当头，幸寰宇澄清，好将金管玉箫吹西江月；千里暮云同想象，对楼台歌舞，恍见珠帘画栋飞南浦云”。

　　1918年3月皖系军阀张敬尧任湖南都督，实行残暴统治，激起湖南人民的愤怒。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湖南各界奋起反抗，省会长沙所有学校举行总罢课，成立“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等地进行宣传，表示“驱张”的意志与决心。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住进湖南会馆。28日，1000多名湖南同乡，在这里举行“驱张大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演。次年7月，张敬尧被迫撤出湖南。

　　四

　　法源寺作为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应将保护区的范围适当扩大，譬如，可以将菜市口大街西侧、南横西街北侧的院落囊括进来。宣南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会馆，据统计，宣南地区会馆数百家，占地数千亩。在历史的变迁中，宣南地区会馆数量已经大为减少。如果把法源寺地区作为集中展示北京会馆的窗口，将这一带的会馆进行修缮并作以说明，则既可以改善民生环境，也可以使会馆的历史脉络得以延续。

　　张次溪先生在《燕京访古录》中谈到这样两件文物。一件是铜马座。赭白的基座，上面有马蹄迹，大九寸。下横面，中镌“铜马座”3大阴文隶字，左镌“大燕光寿元年秋日铸”9小隶字。绿锈斑斓，铜质古润。这个铜马座曾经置于悯忠寺墙下。另一件是镶嵌在西砖胡同墙壁上的铁碑碣，正面镌阳文“威震蓟城”4大隶字。上左镌“大燕元玺元年壬子冬腊日立”12个小隶。下右镌“燕帝慕容儁御极铁铸”9个小隶。阴文旁镌“燕国中门记功铁碣”8隶字。其碑碣高五尺五寸，宽一尺四寸。铁座宽二尺六寸，下埋土中。如能参考文献记载，把铸铁的碑碣与铜铸的骏马重新冶铸出来，置于法源寺门前广场，对于宣传与展示法源寺地区的历史文化将很有意义。

　　烂缦胡同与西砖胡同的延伸七井胡同南口，曾经是辽南京的护城河与城垣的所在地，而其东西方向的大道（今天的枣林前街与南横西街）是辽南京与金中都的重要道路。保护好这片街道以及两旁尚未消泯的人文遗踪，能让人们认识辽金时期的坊巷格局，了解辽金时期北京人的居住环境。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3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