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永军（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先秦名学肇始于“周文崩解、名实相怨”（《管子·宙合》）的春秋战国时代，其以辨名实、究事理为旨趣而自成一派。自邓析“两可之说”，惠施“历物十事”，至公孙龙“白马非马”，名家诸子以思辨建构了中国早期逻辑学之雏形。关于韩非与名学的关系，学界向有歧见：冯友兰、劳思光等人主“压制说”，谓其阻碍名学；王汎森等人主“吸收说”，称其借鉴名理。然稽考战国晚期政情与韩非思想肌理，以“阻碍/促进”二元框架绳之名法关系，实难尽揭其思想底蕴。笔者认为，韩非于名学实呈“破”“立”交织之复杂图景：既斥名家诡辩以澄明法治逻辑，又潜收名学概念分析法，化为君主集权下的治理工具。此一理论张力，既源于战国末思想整合之时代诉求，也彰显了法家对诸子学术的创造性转化。

　　在韩非之前，名家已成众矢之的。道家忧其析道离朴，儒家患其乱名害礼，墨法斥其空谈废事。韩非步前贤之后尘，对名家也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其视名家为国之五种蛀虫之一（《五蠹》），痛斥其“虚辞辩说”为“无用之辩”（《外储说左上》）。盖其论“坚白”“无厚”，虽极思辨之能事，然“旷于实”，于当世富国强兵、耕战实务毫无裨益（《八说》），徒然“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五蠹》），以使“宪令之法息”（《问辩》）。韩非尤忧名家的辩论致社会价值颠倒。人主“听虚声而礼之”，尊崇所谓“辩智之士”，“语曲牟知”（《六反》）之徒以其智巧获誉，必然会淆乱以耕战实效为核心的赏罚体系，实乃“亡国之风”（《八奸》）。在韩非看来，最可惧者，名家辩士之智巧言辞，易沦为权臣惯用的奸术，惑乱君心，“施属虚辞以坏其主”（《八奸》），实为劫持君权之凶器。韩非此般对名家的拒斥，根植于其极端功利主义与君本主义之政治立场。名家之纯粹思辨、对语言逻辑独立性的追求及其相对主义倾向，在韩非眼中：一则脱离耕战现实；二则淆乱是非，动摇法令的权威性；三则为权臣对抗君权提供武器；四则败坏社会风气。故其向往的明主之国，必以法令与实用功效为圭臬，禁绝一切“无用”“无利”“不轨于法令”（《问辩》）之思辨。在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言谈者必轨于法”（《五蠹》）的理想王国里，名家是没有位置和生存空间的。

　　然韩非之卓越，非仅在于破，更在于其立——对名学核心方法论之工具性吸纳和创造性转化。虽然其斥责名家社会角色及思辨主题，但是韩非却萃取名家关于名实关系之精密考究与逻辑分析之道，将其从哲学玄思与伦理窠臼中剥离出来，锻造成服务于君主集权和法治的实用工具。

　　韩非继承了名家“循名责实”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革命性重塑。在《奸劫弑臣》篇中，韩非明确提出：“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其扬弃孔子“正名”复礼、荀子“明贵贱”之伦理内核，将其彻底工具化为君主驾驭臣僚的核心权术——“形名参同”（《主道》）。其要义在于“君操其名，臣效其形”（《扬权》）。君主掌握规则、职责、法令（即“名”）；臣子负责执行，产生行为与结果（“形或实”）。具体来讲，就是“审合刑名”，课其功实，“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二柄》）如此的终极目的是使君主“无为”驭天下（“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主道》）。名家对概念清晰性、一致性之追求，在韩非这里演变为君主对统治术操作精度之苛求。

　　韩非深谙名家的逻辑方法，并将其用来强化和辅助法治。韩非主张“法莫如显”，要求法律条文（名）清晰、明确、无歧义，让老百姓都能看懂，“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其对法律语言精确性之苛求，暗合名家对概念界定严密性之重视，旨在使“名”（法条）准确指称规范“实”（行为），达致“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扬权》）之效，避免执法和司法的混乱。尤为可贵的是，韩非在吸取名家学说的基础之上前无古人地提炼出了“矛盾”一词，其以“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难一》）之逻辑铁律，驳斥了儒家个别教义的荒谬性，强调法治相较于德治具有现实合理性。韩非对形式逻辑矛盾律的熟练运用，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形式逻辑实用化探索的一个高峰。

　　韩非对名学方法之工具化吸收，都贯穿于他关于具体政治制度之设计与帝国日常运作的构想蓝图中。在官职爵禄上，韩非力主“官贤者量其能，赋禄者称其功”（《八奸》），官职（名）须与才能（实）匹配，俸禄（名）须与功劳（实）相符。痛批现实中“不课贤不肖，不论有功劳”（《八奸》），导致买官鬻爵、赏罚无度。其强调唯名实相符方能有效激励耕战，实现富国强兵之目的。在司法领域，韩非主张严格依据法律条文（名）判定行为（实）之性质来作出相应的裁决，力避主观臆断，将司法的客观性与可预期性作为追求的目标。

　　韩非对名学“既破又立”的治学运思，在先秦至秦汉的思想和制度转型中意义深远。其既峻斥名家纯粹逻辑思辨为“无用之辩”，将思想重心从玄思转向现实制度构建；又批判性地继承名学“循名责实”的方法论，将名实论与逻辑精髓锻造成君主集权的实用工具——以“形名参同”驭臣、“审合刑名”治奸，使名学理性基因以工具化、制度化形式植入官僚行政体系，奠定了传统官僚文化的深层理性基础。这种双维观照充满张力，一方面终结了名学纯粹思辨传统，加速其学派的衰落；另一方面将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的理性追求，转化为帝国治理中精密的制度设计机制，推动战国名辩玄思向帝制法治实践的历史性转变。韩非对名学“破立之间”的独特贡献，是理解先秦思想融合与中国帝制时代政法传统形成的要津。而其所蕴含的“名实相契”治理智慧，对当代制度建设中理性执法与司法仍具有借鉴意义。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0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