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甘霞（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系主任）

　　1939年，陈寅恪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读〈哀江南赋〉》一文，提出了历史研究“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的观点。不少潜心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便根据陈寅恪这段话总结出了“解古典易，究今典难”的治学心得。中国近代史研究究竟有哪些特点和难点？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桑兵教授所著、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处着眼：持久战与〈论持久战〉》，便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阐释。

《大处着眼：持久战与〈论持久战〉》桑兵著 中华书局

　　《大处着眼：持久战与〈论持久战〉》是桑兵教授“重写大历史”系列丛书中的一部。所谓“重写大历史”，不是教科书式的通史或面面俱到的专门史，而是抓住中国近代史上“枢纽性的环节”，探究前人语焉不详、争论不休乃至误读错解的重大问题。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1930年代前后，在桑兵教授看来，中国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不少主干大节上的问题依然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但由于主干大节上的问题往往已存在于公开出版的基本史料中，因此，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首先要克服一味追求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这种片面的创新观。一方面，学界当然要重视对新史料、新档案的挖掘，但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对已经公开出版的基本史料进行深耕细作，探索“公开文献中一个并不陌生的跳动字节组合在一起究竟有何意涵”，力求用旧材料说出新观点，使已经公开出版的基本史料物尽其用。正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民族抗战的纲领性文献，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热点，但目前系统深入的研究仍然较少。

　　本书作者认为，要克服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论代史的惯性，应提倡“语境式”地解读文本与史实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论持久战》发表于全面抗战爆发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是为了驳斥国民党不发动群众、单纯防御并试图等待苏美外援来拖垮日本这种消极“持久战”思想，并借助“持久战”这一共识向全国军民阐明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依靠群众、独立自主的“全面抗战”思想。可见，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意义并不在提出“持久战”这一概念，而在于把“持久战”上升到战略层面，赋予其理论内涵，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民族抗战的理论基础。

　　桑兵在书中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面对的新挑战。数字人文在技术层面迅速迭代，一方面使历史研究者省了不少“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苦功夫，但另一方面也对研究者尤其是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产生了误导。大型数据库的建设以及检索工具的精密化，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容易使研究者失去通读文本全篇的耐心，而习惯于用靶向式的检索来快速归拢史料，从而切断了文本之间深层次的联系。不少研究看似旁征博引，但所引史料不过是把一些形似而内涵不同的类像做一番主观聚合，给人以“碎而不通”之感。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剧烈动荡使中国历史文献中很多概念不待充分传播、凝固成思想舆论界通用的术语，便在各种思潮冲击下迅速新陈代谢，因而，“字同意不同”的现象在近代中国历史文献中十分普遍，这就要求研究者对关键概念术语多加辨析。以《论持久战》研究为例，如若在数据库中检索“持久战”三个字，这一概念似可追溯到1920年代中译的各类军事教程。据此，近年来学界不少所谓“探源式”研究便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理论源自一战时期欧洲的壕堑战思想。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一战时期欧洲的壕堑战是一种单纯战术层面的消耗战，而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思想则远远不是和日本侵略者拼消耗、以空间换时间那么简单，它内涵着“抗战建国”和“团结抗日”等多重战略层面的政治考量，与单纯战术层面的持久战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坊间、学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谬论，或与数据库检索工具所提供的“便捷”不无关联。

　　综上，围绕桑兵教授的《论持久战》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三方面的特点和难点：第一，中国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很多“枢纽性的历史环节”尚待深入研究，因此不可片面强调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创新观，而应重视对常见史料的深耕细作，力求在历史主干的老问题上寻找突破点；第二，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因此，提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性要重视对相关议题做“语境式”探析，避免固化观念阻碍对历史本相的认知；第三，近代中国历史文献中“字同意不同”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中国近代史研究更要警惕数字人文技术提供的“便捷”，应以史家的思辨功底，驾驭新兴技术。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01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