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雷（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

　　茅盾不但是“新文学”的缔造者之一，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党员。他生在南方、长在南方，革命胜利之前长期在南方生活、斗争。新中国成立后，茅盾被委以重任，于是在北京定居下来，直至溘然长逝。算上他学生时代的3年，茅盾在北京生活了35年，在他85岁生命中，有四成多的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可以说，北京是茅盾少小离家的方向，也是他桑榆之年的归宿。

　　“除了多吃些北方的沙土，并没新得些什么”

　　1913年夏，17岁的茅盾中学毕业，正在筹划下一步的出路。恰好这时上海的《申报》接连数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北京直辖各校招生一览表”，“这次招生是北京大学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不但是改元以来“第一次招收预科生，而且第一次到上海来招，这对于长江以南各省中学毕业生想考北京大学者，是一大方便”。特别是，如果能到北大读书也算是了却茅盾父亲的一桩遗愿——茅盾的父亲沈永锡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戊戌年间曾有诸多雄心壮志，其中之一便是进京师大学堂读书。只可惜百日维新失败，不久父亲也卧病不起，壮年之际撒手人寰。茅盾这次投考北大，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齐备了。在母亲的支持下，茅盾报名参加了预科考试，并顺利地成为北大的一名新生。

　　与茅盾同级的预科新生共有200多人，宿舍不在一处，有的学生住在沙滩新造的简易宿舍，“纸糊顶棚，两人一间”，房间“甚小，除了两人相对的床位、书桌、书架之外，中间只容一人可过”，茅盾则被分配住在当时的译学馆内。译学馆的前身是1862年成立的同文馆，是清廷迫于形势而培养外语人才的学堂。1902年，清政府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次年“又议定将同文馆改办译学馆，在北河沿购置房舍一所”。民国成立后，译学馆停办，改为大学预科所用。现在，译学馆早已无迹可寻，原址现在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虽然是旧房舍，但地方倒是挺宽敞，“两层楼的洋房”，“楼上楼下各两大间，每间约有床位十来个”，取暖用的是装烟筒的洋式煤炉，“有斋夫（校役）生火”，不像在沙滩那里还得自己动手。

　　北京大学真正大放异彩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而那时茅盾已经毕业离校了，茅盾读书时，学校的氛围远不像后来那样慷慨激昂，甚至给茅盾留下“学术空气沉闷”的印象。而且茅盾性格内敛，行事谨严，也许是这些原因吧，就现有资料来看，茅盾当时没有什么让人过目不忘的豪壮言行。回忆起这段时光，茅盾也只是说：“除了多吃些北方的沙土，并没新得些什么，于是我也就厌倦学校的生活了。”不过从茅盾日后的发展与成长来看，3年求学北京的时光给他的馈赠远不止“沙土”那么简单。

　　经人介绍，茅盾一毕业便进入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工作，先是在英文部的英文函授学校修改学生们寄来的课卷，不久又调到国文部去译书，得益于在北大的外语学习，这两份工作茅盾做起来都游刃有余。茅盾在校时，北大“在全校积极推行外语会话。课堂上除国学课程外，其他课程都用外语讲授。课外活动，如开会、讲演、讨论也多用外语”，甚至“在一些教员中，几乎听不到用汉语讲话”。这种矫枉过正的情况直到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后才有所改变。

　　茅盾的外国文学课最初都是直接由外教来授课的，学校的外教有法国人、英国人、波兰人、美国人等。除了英语之外，北大还要求学生们修第二外语，茅盾选的是法语，而且似乎还接触过一点拉丁文。茅盾的英语能力不错，偶尔还代同学捉刀，他先完成别人的英文作业，然后再完成自己的，虽然常有小错误，不过出手颇快。因此，当茅盾发现商务印书馆“英文部中大家说话，多用英语”时，他还为可以提高自己的英文口语能力而窃喜。和外语习得同步的，是茅盾文学视野的大幅拓展。在读预科之前，茅盾笃信“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视野狭窄，观念守旧。进入北大之后，茅盾称得上是刻苦攻读，每年寒假都留在北京读“二十四史”等，待到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已经可以了无愧怍地自许为“杂”家了。茅盾的阅读范围之广让前辈同事特别讶异：“你不过二十岁，你哪有时间看这些书？”在现代文学史上，茅盾并不以学问家、翻译家而著称，但却是由翻译起步的。茅盾后来广泛地论及中外文学，特别是外国文学。围绕欧洲神话、类型文学、国别文学、经典名著、同时代的西方文学等主题，茅盾撰写了300余篇评论、小传、题解、前记、按语、附注、译后记。不论是新版还是旧版的《茅盾全集》，外国文学相关的文章都有厚厚的6卷，可谓卓然成家。

　　值得一提的是，茅盾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始于翻译。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应李达的约请，茅盾在《共产党》月刊第二号上发表了4篇译文，后来茅盾坦言：正是“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从译文中学得了这些共产主义的初步知识”。由此来看，那些咀嚼“北方的沙土”的日子，对于日后无论是作为大作家的茅盾还是作为最早一批共产党员的茅盾来说，都可谓是影响深远、受益终身。

　　“他读作品比我们多，并且读得仔细”

　　1949年2月25日一大早，茅盾同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等35人乘火车离开天津，中午十二时一刻“安抵北平东站”。对茅盾来说，这是他与北京阔别33年之后的重逢。茅盾不禁感慨：“译学馆没有了，整个北京几乎不认识了。”故地重游的愉悦与革命胜利的欣喜叠加在一起，内心的激动毋庸多言。

　　进京之初，茅盾等被安排住进了北京饭店。当时的北京饭店只有5层，系1907年扩建而成。人们今日所见的北京饭店，是后经1954年、1974年两次扩建而来的。历史上许多名流都曾在北京饭店下榻，比如孙中山1924年进京便曾在6501套房暂住，现在房门一侧还悬挂着一个铭牌，明确标记着这个房间的特殊经历。但茅盾此次进京住在哪个房间却无从查考。说起茅盾在北京的暂住地，我倒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发现。在北京香厂路和万明路的十字路口西北角有一家东方饭店，民国时曾盛极一时，与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并驾齐驱，是四九城里最高档的三大饭店。21世纪初，东方饭店在每间老客房外都挂了一块牌子来介绍曾经入住的房客，其中313房间便赫然写着“茅盾”。根据上面的介绍，“1949年7月至9月，茅盾在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下榻于东方饭店”。而现有的年谱、传记中对此却没有记载，想来也许是因为类似这样因工作而统一安排住宿的情况太多了吧。尽管如此，东方饭店313房间也称得上茅盾的一处旧居。

　　除了文代会和政协会议之外，茅盾还有许多工作。要建设新中国，百废待兴、千头万绪，茅盾的忙碌可想而知。开国大典之前，周恩来请茅盾出任文化部长，但茅盾并不打算在北京长住，而是希望去杭州西湖边买房写作。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挽留、开导，茅盾最终同意留下来，兼任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以及几个重要刊物的负责人等职务。1949年11月2日，茅盾在东四头条主持文化部成立大会，文化部开始正式办公；1950年元月，茅盾由北京饭店搬到文化部宿舍，开始在北京安家落户。

　　当时文化部使用的是美国人创办的华文学校的房舍，茅盾的宿舍是一座假3层的小楼，之前是华文学校教师的宿舍，一楼主要是厨房和饭厅，茅盾夫妇住在二楼，三楼是秘书以及孩子们住。茅盾住的是一号楼，二号楼分给阳翰笙，三号楼则数易其主，周扬、钱俊瑞、萧望东都曾住过。在现在的朝内头条社区内，有一幢倒T字形的3层大楼，正面有8根古希腊爱奥尼式的立柱，楼内有周巍峙题写的楹联、王蒙题写的匾额，似乎都在默默地讲述这里作为文化部大礼堂时“谈笑有鸿儒”的热闹场景。我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有好几张茅盾与孙辈拍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合影，似乎都是以这座礼堂为背景的。只可惜，那座见证茅盾喜怒哀乐的假3层小楼已经没有了。

　　由于身兼数职，茅盾每天要处理的事务非常多，其中有一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51年前后，时任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魏斯科普夫向茅盾反映：北京西郊的一座古庙里有明代的壁画，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其实，当时的文物主管部门已经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但茅盾仍然坦率地接受了大使的建议，并进一步加强了保护。而那座以壁画而著称的京西古庙，就是今天位于石景山模式口、人称“小众难约”的法海寺。想不到法海寺居然和茅盾还有关系。寺庙距离我教书的学校不远，所以这段轶事读来觉得格外亲切。

　　茅盾本就是成名已久的老作家，对文艺界很熟悉，成为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之后，对文坛的发展就更加关注了。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陈白尘曾对手下的编辑说，茅盾“读作品比我们多，并且读得仔细，有的他读过的作品我们未必读过，甚至也不一定知道”。茅盾确实读得很认真，一边读一边还随手做一些批注和笔记，长则七八百字，短则10余字。想来，茅盾生前并没有打算把这些零散文字公开发表，因此写起来特别随意、直接。比如关于《青春之歌》的开头，茅盾认为“这一段的描写，平铺直叙，且不简练”，非但如此，茅盾还把自己的思路写下来，最后还不忘在括号里补充：“这是大概的轮廓，文字还要琢磨。”谈到孙犁，他觉得：“孙的长篇《风云初记》《风云二记》，企图较大，其中亦不乏佳章，然从整个看来，气氛不够，力量不够，形式与内容不相称。”读完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茅盾讲：“一看题目就知道是歌颂一个饲养员的。作者用力写，但力竭声嘶之态可掬。布局平板拙笨，篇中芜蔓字句相当多。”类似这样的“臧否”比比皆是。当然茅盾也并非谁都瞧不上，多年来他对于茹志鹃、陆文夫等的提携便一直传为佳话，并且以他那些不留情面的批评为参照，他的肯定就更加显得难得。茅盾的那些批评能否令人信服，当然可以讨论，但那些意见也正说明茅盾对艺术有独到的看法和严苛的要求。

　　最令茅盾念念不忘的，还是文学创作。进京之前，他曾计划写《锻炼》，按照设想那是一部5卷本的长篇小说，在香港时茅盾已经完成了第一卷。但新的身份、新的形势、新的要求都使得先前的想法无从实现了。1951年底，茅盾受公安部委托，着手写一部反映镇反运动的电影剧本，1953年剧本脱稿，但是专业导演认为剧本太过小说化，不适合拍电影，碍于茅盾的身份和影响，一般人又不便操刀修改，于是这部剧本就被束之高阁了。1955年，茅盾获批3个月的创作假，决定写一部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小说，然而刚写完大纲和部分初稿，假期就结束了，创作计划又成了泡影。两次努力都不成功，茅盾心中甚是苦恼，以至于在1956年、1958年答复作协询问创作完成情况的例行公文中，茅盾忍不住向下级诉苦。

　　1970年元月，茅盾夫人孔德沚病逝。料理完后事之后，茅盾也病倒了。茅盾的身体一直都不算强健，而这次病情凶险，是他“病史中最危险的一次”。康复之后，茅盾在小楼里默默地把那两部20世纪50年代的手稿销毁了，说：“这两部作品写得都不成功，留之无用。”

　　“年老力衰，并有其他写作计划”

　　夫人去世之后，茅盾的儿孙搬进小楼来一同居住，但是平日里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亲朋故旧疏于来往，所以大部分时间仍旧是茅盾一个人在家里唱“空城计”，“整天无所事事，心情又不愉快”。此时已年近八旬的茅盾，罹患多种慢性病，视力很差，在给亲友的信中，他起初还说是“三尺外不辨五指”，但没多久，“三尺”就缩减到“一尺”了。由于长期服用安眠药，茅盾时常“头晕、手颤、腿软、蹒跚”，到1974年四五月间，这种情况愈发明显了。继续住在楼房里，上下楼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因此茅盾提出换房申请，获得批准。

　　选房也很顺利，先是看了位于东城小雅宝胡同的李德全旧居，然后又看了位于后圆恩寺胡同的杨明轩旧居，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茅盾相中了后者。即便是在北京，提起后圆恩寺胡同，知道的人也寥寥无几，但若是提起南锣鼓巷，恐怕就尽人皆知了。后圆恩寺胡同就在南锣鼓巷的东侧。许多南来北往的游客在南锣鼓巷里走马观花，却不知道这一带还有许多名人故居，其中就包括茅盾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1974年年底，茅盾告别住了25年的文化部小楼，搬进了胡同小院。此后，除了1976年间为了加固房屋而暂住钓鱼台南沙沟高干楼的3个月外，茅盾一直生活在这条僻静的胡同里，直至去世。小院宅门不算高大，但门口的两棵十几米高的白杨树却格外显眼，自然而然地会让人想起茅盾的散文名篇《白杨礼赞》。院内不算很规整，前后两进，孩子们住在前院，茅盾住在后院，“那里自成一体，很安静，不受干扰，房间又有大玻璃窗，光线充足，是读书写作理想的场所”，“卧室是他住过的卧室中最宽敞的一间，约有原来东四头条五号大院一号小楼内卧室的两倍大”，条件极大改善。

　　住在小院里，茅盾偶尔写一写旧体诗词，虽然从内心里他觉得“诗词是最反映真我感情的作品”，但是从艺术水准的角度来讲，他也清楚：“自知所作，只是像旧体诗耳，意境仍然是杂文而已”，“近年偶有所作，都未发表，亦不求发表也”。此外，在搬家之前的半年左右，茅盾曾雄心勃勃地计划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写提要、理脉络、列人物，但因为看病、选房、搬迁，忙忙碌碌之中，续写的事情便搁浅下来。20世纪70年代末，有读者致信茅盾，建议其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不无遗憾地请家人代复道：“年老力衰，并有其他写作计划，恐不能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了。我今已实足年龄八十三，不知尚能活几年。”是什么“写作计划”竟让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也得为其让路呢？那就是茅盾当时正全力以赴的“回忆录”，即后来的《我走过的道路》，这也是茅盾在后圆恩寺胡同的四合院里最重要的创作。

　　茅盾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在搬进小院前后都曾有人建议他写回忆录，但是茅盾态度很严肃，认为“写回忆录单凭记忆是不够的，需要查阅过去的报刊来印证和补充或纠正自己的回忆”，可当时的条件又不允许，因此迟迟没有动笔。后来决定口授录音，让家人一边录一边记，然后根据录音和记录整理成文稿，三管齐下，互为参照。1976年3月24日，小院里响起了一串串“上海话夹杂着乌镇方言”的奇特口音，那是茅盾“手持话筒，靠在卧榻上”开始钩沉记忆、讲述往事。

　　通常，茅盾在午休后下午3点左右开始录音，每次讲大概两个小时，晚上和上午躺在床上构思下一次的录音内容。刚开始录的时候，茅盾总怕空走了磁带，以至于讲的时候急急忙忙，完全打乱了腹稿。经过几次磨合之后，录音就顺利多了。整个4月份，茅盾“几乎天天口授录音，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到第二年秋天，茅盾看过整理稿后不满意，“认为只叙述了经历，缺乏文采，只有骨头，没有血肉”，“无法表现作家的风格”，决定在录音的基础上亲自动手重新来写，从中可见茅盾创作态度之认真。当时已是耄耋之年的茅盾，左眼失明、右眼视力只有0.3，扶笔写作委实不易。茅盾写回忆录的事情一直是秘密进行的，并未向外界透露。直到1978年春节前后，胡乔木、林默涵等纷纷建议茅盾写回忆录，特别是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为筹办中的《新文学史料》专程向茅盾约稿，茅盾不但一口答应下来，而且还欣然应允为刊物题写刊头。

　　文艺界重回正轨之后，有不少个人、刊物、团体向茅盾求字，每遇阳光灿烂、光线充足的日子，茅盾便在屋子西侧南窗下的大书桌上挥毫泼墨。关于自己的书法，茅盾曾说：“我的字不成什么体，瘦金看过，未学，少年时曾临董美人碑，后来乱写。近来嘱写书名、刊名者甚多，推辞不掉，大胆书写，都不名一格，‘新文学史料’五字，自己看看不像样。”所以私下里，他自我调侃说：“我的‘书法’实在约约乎。”“约约乎”，即老上海话里随意、草率、马虎之意。据说当时新创刊的文学杂志，十之八九都是茅盾题签的。写诗、题字，以及应接不暇的约稿，把茅盾生生又挤成了一个“杂家”，他说：“我是写小说的，写诗我是外行，外行写诗就是不务正业，所以仍就算是‘杂家’。”“杂家”的自嘲似乎说明，茅盾自始至终都惦记着小说创作。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了《霜叶红似二月花》，其中的一段文字是茅盾特意修改的，为的是能与尚未完成的续篇衔接上，茅盾的孩子认为他“仍相信总有一天能重新把续篇完成”。不过当时茅盾最不遗余力的作品无疑是回忆录，只可惜天不遂人愿，茅盾最终未能实现全部的写作计划，余下的部分是后人根据茅盾留下的录音、资料等执笔完成的。

　　距离茅盾去世已经40多年了，他留下的文学作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大奖仍然不断引起人们的讨论，所以茅盾可称得上“斯人已去，风范长存”这8个字。在寻访茅盾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在与后圆恩寺胡同隔着一条南锣鼓巷的黑芝麻胡同里有一所小学，“黑芝麻胡同小学”这几个字也是茅盾题写的。故居和小学是近邻，一边是老作家，一边是红领巾，一边是高山仰止，一边是红日初升。听着学校里那熟悉的喊操声，心中不禁有一种归来仍是少年的轻盈与感动。

北京茅盾故居附近的黑芝麻胡同小学，校名系茅盾所题。冯雷摄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1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