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钩沉】

“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

——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与探索

　　作者：谭虎娃（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势发生急剧变化。考虑到“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个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国工人运动的继续增长”（《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页），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提交《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请各国共产党尽快发表意见。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作为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创立并被领导长达二十余年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积极有效的主动应对，使得马克思主义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既体现了对中国革命历史、现状和前途命运的理论思考，同时也深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在组织上思想上理论上渐趋成熟，表明我们党已经能够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

　　客观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真理报》发表的《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共中央的《决定》指出，对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完全同意”，并强调“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包括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0页）。

　　5月26日晚，中央书记处召集延安干部大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及中共中央关于解散共产国际问题的两个文件，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共产国际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巨大的功劳”。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国在二十二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次革命运动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因此，“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册，第324页）。6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张仲实5000余字长文《共产国际与中国》，以毛泽东的上述讲话为核心要义，全面论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文章指出：从1922年到1927年，共产国际“从精神上、政治上、乃至物质上帮助中国革命”；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与中国土地革命运动在地域上被隔绝，但是“共产国际仍多方予中国革命以道义的声援与同情”；1935年以后，“共产国际又积极帮助中国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抗战又进行了积极的援助”。文章最后讲道：共产国际在二十余年来帮助中国革命的伟大功绩，“是永不会也永不应被中国人民忘记的。”（张仲实：《共产国际与中国》，《解放日报》1943年6月6日）

　　5月29日，《解放日报》在“常识讲话”栏目中发表《共产国际》一文指出：“现在世界形势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从第七次大会以来，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愈变愈复杂，各个国家社会情况、发展道路以及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差异愈过愈深刻，使得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解决各国内日益复杂的问题的需要，它甚至成了进一步加强各国工人政党的阻碍。”（温济泽：《共产国际》，《解放日报》1943年5月29日）这一观点来源于《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即这个形式“日益不能适应这个运动底增长和每个国度内日益复杂的问题了”，“甚至成了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工人政党底障碍”（《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册，第320页），意在说明共产国际解散的合理性，而非强调共产国际在指导帮助各国共产党革命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若过于强调共产国际帮助中国革命中存在的失误，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民族抗战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都没有任何益处，甚至会起消极作用。

　　深刻论述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解散的认识

　　中共中央的《决定》指出，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册，第318页）。5月28日，《解放日报》社论《论共产国际的解散》从“马克思主义对于组织形式是采取什么态度”基本观点出发，论证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合理性。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把运动束缚于某种固定的形式，否认绝对正确的对于革命运动一切阶段都适用的组织形式；对于组织形式要求作无条件的历史的考察，必须从运动发展的当前阶段的具体环境中去观察组织形式之是否适宜；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本政治利益的，组织形式是为每个特定时期的具体历史环境及由此直接产生的任务所决定的。因此，“共产国际底解散，是为客观主观条件的变化所准备了的”（《论共产国际底解散》，《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理论源于实践，而理论自信来源于成功实践。在理论上解答清楚共产国际解散的合理性后，中国共产党需要进一步回答一个实践问题：中国革命是否已经发展到了不再需要共产国际理论指导的程度。7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访问张平化的文章。张平化通过讲述红二方面军长征历史，指出共产国际虽然正确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在部队中有着高度的政治威信，但“我们从来没有依赖性；我们相信毛泽东同志，相信党中央，相信全军的团结和军民的团结是不可克服的力量”。张平化满怀信心地讲道：“我们现在已经成长了，没有共产国际，我们也能够胜利地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而且是一定能够的。”（莫艾：《万众一心——共产国际解散后访问党校张平化同志》，《解放日报》1943年7月3日）7月4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采访何长工的文章。何长工指出：“关于共产国际解散之与中国共产党，我感觉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正像一个孩子成长为青年时离开他的大家庭一样……展开在这个青年面前的，是一幅多么生动的新的世界的图景啊！”（莫艾：《党有长城——共产国际解散后访问党校何长工同志》，《解放日报》1943年7月4日）对于两人的采访，充分展现出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信，即坚信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已经有了自己的成熟的领袖和指导思想，能够以高度的责任感、自信心、创造性独立应对艰苦复杂环境。这也印证了5月26日晚毛泽东在演讲中所强调的：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册，第326页）。

　　突出强调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共中央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册，第318页）。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且这种结合是党的建设中一个永恒主题。

　　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页），加之由于没有充分认识世界各国发展历史道路的深刻差别、具体国情的巨大差异等，以至于一段历史时期内，党内一些党员干部曾对共产国际和苏联抱有迷信盲从心理。对此，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第561页）。毛泽东的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灵活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针对共产国际解散时一些敌对势力借机污蔑中国共产党的妄说，中国共产党强调：“党的创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册，第317页）毛泽东在5月26日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册，第325页）。6月27日，《解放日报》社论《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旗帜鲜明地指出，审查一个政党的民族化，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与这个民族的广大人民打成一片，得到他们的本心的拥护；应该看这个政党的主张是否适合民族和人民的需要，能使其达到自由幸福的目的；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确实一贯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奋斗；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相信和能否发动本民族的人民的创造力量，自力更生，而不依赖或等待外援；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能继承这个民族的真正良好的传统作风，并使之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新鲜事物相结合而发扬光大。对照党的历史，这五个“应该看”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重要历史与内在成因。

　　对于共产国际的解散，一些反动势力造谣说“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已经“不能适合世界之情况及历史发展之道路”。对此，中国共产党强调，作为自身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民族化，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共中央的《决定》强调：“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何长工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中也说，“灵活地具体运用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列主义的党的领袖形成了，全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不仅能够随时独立决定方向，并且有了大量坚强的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党有长城——共产国际解散后访问党校何长工同志》）。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对其客观全面的理论阐释，体现了我们党的成熟和慎重决策。同时，在党的文献、党的领袖文稿和各种宣传报道中，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深刻认识和充分自信，即“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册，第317~318页）。“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并且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斗争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正确的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正是这种成熟和自信及其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支撑党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勇担重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一次次伟大胜利，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1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