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场】

　　作者：隋艺（大连海事大学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研究员、王勇（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

　　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在国家和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从数据采集、电子布防到智慧决策等，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完成了从工具性支持到系统性嵌入的转变，技术治理不断驱动治理创新、重塑治理格局。在为人们提供诸多便利、为治理提升显著效能的同时，诸如信息安全、隐私外泄、数字鸿沟甚至主体异化等问题，也引发了人们对技术治理的重新审视。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技术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创造的理性工具，技术应用于公共治理领域的最终目标是改善人类生活。技术从开发到应用的整个链条中本应贯穿着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已经出现过度依赖技术导致主体异化的现象。例如，技术贫民与新型权力垄断、算法剥夺人的自主性。为了防止技术消弭人的个性，吞噬人的能动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让技术创新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这要求在技术的设计、开发和应用中应优先考虑人的因素和价值导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技术治理的终极价值。

　　一方面，聚焦医疗、教育、就业等民生关切领域，发挥工具理性向导作用，填补传统行政治理的治理缝隙，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将道德、责任要求转化为代码层面的约束，并加快技术治理评估的体系化建设。我国在2019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要求将负责任创新评估作为技术研发的前置条件，2021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强调在数据采集和算法开发中加强风险管控审查，2023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化白皮书（2023版）》为AI安全设立了标准的体系框架。今后还应进一步全面推进数据采集中的知情同意、匿名化处理等，加快建立包含隐私保护、机会平等、责任追溯的技术治理评估体系。

　　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纠偏—事后补偿”的治理体系

　　在国家立法层面，2017年实施的网络安全法、2021年实施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网络与数据安全领域的基本立法，为高新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基础的安全框架与规范指南。近年来，行业相关法规政策性文件也相继出台，进一步规范了相应行业的技术开发与应用。但是频发的算法歧视、数据垄断、隐私侵害等，暴露出现有法律法规无法覆盖日益多元的技术滥用风险的问题，亟待完善法律体系、加强执法力度。

　　法律能为技术治理提供稳定的规范框架、平衡创新与风险、促进社会公平。应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纠偏—事后补偿”覆盖技术治理全链条的依法治理体系，加快出台全面细致的法律法规，完善技术治理的制度框架。在已有基本立法和政策的基础上，明确数据采集、存储、使用等各环节的规范，限定算法的定义、范围和应用场景，界定技术开发者、使用者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加快完善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高新技术的数据安全法律依据。

　　此外，设立由法律专家、技术工程师和公众代表组成的审查委员会，构建司法部门与网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协同监管机制，加强监督与执法力度，确保法律法规有效落地。

　　还应预设救济途径，制定以司法救济为主体的多元协同救济网络，可以包括政府主导、平台担责、社会参与的协同模式，加强公共利益的保护力度，以确保危机发生后能够及时准确追责并提供救济。

　　为技术治理提供弹性制度框架

　　技术治理正在重塑治理格局。在实践中，“唯技术论”的倾向时有出现，将技术水平作为衡量治理水平的核心标准，容易导致忽视实际治理效果。同时，技术追求效率至上，如果缺乏有效治理的价值导向，可能导致工具理性凌驾于社会价值理性之上。应认识到，技术治理的正确发展方向应服务于有效治理。

　　要确保技术治理回应社会价值需求，应用于公共治理领域的技术要从设计阶段明确社会的价值标准，将社会价值嵌入设计范式，构建动态适应的供给机制，实现技术治理自动对社会价值的动态校准。

　　同时，将社会需求不断转化为优化参数，实现社会需求驱动技术创新、技术赋能社会价值的良性循环体系。建立“技术—社会”的协同演进机制，使技术创新催生规范迭代，社会规范变迁驱动技术转向，是实现技术与社会规范共同进化的关键。

　　此外，要增强制度、法律对技术创新的动态适配性，为技术治理提供弹性制度框架，还要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并重塑数字文明时代的文化认同，培养技术伦理自觉，为社会规范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驱动力。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20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