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向峰（天津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完善人工智能监管体制机制，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已超越技术范畴的界限，成为牵动人类未来发展的全球治理核心议题。从人工智能产生伊始，其制造、应用及自身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就伴生着关于伦理的隐忧，使传统道德治理框架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现实境况中，也催生了全域性、前瞻性的伦理治理需求。可以说，人工智能伦理及其治理路径的建构不仅是一项技术治理的阶段性任务，更是未来数智社会伦理边界厘定的题中应有之义。

　　建构人工智能治理的伦理规范

　　建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核心目标是为智能系统嵌入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道德判断与行动准则，确保其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始终以维护人类整体利益为根本遵循。实质上，在应用伦理学的诸多领域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像科技伦理那样同责任概念联系如此紧密。为了实现这一愿景，伦理学界经历了从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到维纳的“机器应服务人类需求”，再到迈内尔等人倡导的“价值对齐”的理论演进。这些研究不仅指明了人机价值对齐的难点，更凸显了从“价值对齐”迈向“价值共生”的关键作用。然而，由于人类认知的时空局限、价值编码的固有困难及算法运行的技术边界，人工智能伦理理论面临显著的运行局限。毫无疑问，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建构不能止步于让机器对齐静态的人类价值，而应前瞻性地迈向人与机器在互动中实现共同理解、共同调适与共同演进的协同发展新阶段。

　　我们如何在技术复杂性、算法不透明性与价值观念多样性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出一套可嵌入、可验证、可持续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成为问题的核心。这要求相关责任主体超越单纯的技术边界，构建一个需要技术突破、哲学反思、制度创新与社会对话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2024年以来，《北京AI安全国际共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等全球性文件的密集出台，标志着国际社会在人工智能伦理认同上形成关键共识，意在以人权保障、社会公正与人格尊严为核心，共同构筑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治理框架。然而，共识的落地面临深层挑战，传统“价值对齐”观念根深蒂固，而现实中的价值协同实为动态双向的调适共生。有鉴于此，形而上层面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建构必须追溯人工智能伦理何以成形、回应人工智能伦理何以立本、破解人工智能伦理何以克难、架构人工智能伦理何以应变的时代之问。这些关涉人工智能伦理的追问构成人工智能体内在的“价值罗盘”，使其有可能真正成为人类可信赖的文明伙伴，进而构筑人机共荣、智能向善的未来。

　　在人工智能伦理的实践建构中，有三种可能性，即自上而下的规范贯彻、自下而上的经验学习以及融合二者的混合。这三种人工智能伦理构建的可能性不仅塑造了人工智能伦理理论的发展方向，也深刻影响着全球范围内的人工智能伦理实践。自上而下的规范贯彻是将人类既有的伦理原则编码为计算符号，通过算法指令嵌入人工智能系统，达到规范人工智能体行为的目的。自下而上的经验学习是通过模拟进化与道德习得，借助机器学习与系统组织演化，使人工智能从具体情境中归纳道德原则、形成决策能力，最终完成从经验到规范的自主演进。混合进路是综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方法，基于伦理理论指导，通过模拟、训练与试错动态生成并优化伦理准则，同时融入情感、认知等功能来增强道德决策能力，并强调哲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协同研究。

　　人工智能治理的伦理本质

　　日益向我们走来的数智时代已经使人工智能及其伦理问题不再仅仅是形而上层面的哲学思辨，而是日益紧迫的应用伦理问题。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在技术演进与社会化应用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复杂的伦理争议与治理难题。

　　回望人工智能伦理建构的主流理论路径与治理实践，不难辨识出三个贯穿始终、相互关联的本质问题：首先，人工智能伦理建构模糊了“以利己为出发点的利他”与“纯粹的利他”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行为动机之间的界限。在人工智能时代，信息资本主义加剧了数据垄断。少数掌握信息优势的主体存在滥用权力的行为，在权责不对等的情况下规避责任，将技术风险与灾难性后果转嫁给公众，最终形成少数人获利、多数人承担代价的系统性风险。其次，人工智能伦理建构未能引导技术演化中文化观念的动态流变，未将人类文明中最崇高的精神价值转化为机器可理解、可遵循的内在原则。最后，人工智能伦理建构的过程未能充分辨识并响应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根本性、紧迫性威胁，陷入集体无意识和历史虚无主义。换言之，人工智能对人类精神主体性的消解，将导致人的存在意义模糊与价值感虚化，使人失去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现有研究在回应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方面，当人工智能全面融入人类生产生活过程，其既受科学探索内在逻辑的规制，亦受资本增殖与社会权力的外在塑造，而如何处理这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是人工智能伦理建构无法回避的本质性问题。技术发展的根本驱动力——究竟源于科学自主性还是受制于资本与权力逻辑的塑造，直接决定了人工智能伦理建构的基点。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构性“劳动替代”与“能力剥夺”重塑了传统劳动价值与生存根基；智能设计主体性的技术异化让少数利益主体的垄断性成为可能，但多数人的利益却因技术排斥陷入功能性失能。公众对智能系统的日益依赖，认知鸿沟持续消解着人的自主性与尊严。另一方面，当人类社会因人工智能过度应用而陷入价值困境与道德挑战时，我们能否构建起人工智能伦理准则，成为另一个亟待破解的本质问题。简言之，技术领域的伦理规则是否异化为某种形式的人机“游戏规则”？若人工智能伦理建构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的风险管控，视其背后深刻的资本逻辑规制与结构性不平等于不顾，“用算法防作弊”之类的治理悖论将不断重现。

　　总体而言，破解人工智能伦理建构的疑难问题的过程也是审视人类“存在论”与“共存论”的过程，更是对人类精神世界与生存困境的深度觉察与主动回应。有效的人工智能伦理建构必须兼顾对技术工具的批判性审视与人类自身价值实践的持续革新。只有人工智能体在伦理设计中表现为利他行为，自反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过程才能真正开启。

　　人工智能治理的伦理创新

　　人工智能伦理建构的过程实质上是人类凭借道德理性主动塑造科学技术演进的伦理方向的过程。具体而言，破解人工智能伦理疑难问题需要与之相适配的创新举措，可以通过提倡风险共担原则应对伦理风险形成“内共生”结构。同时，秉承“共存论”视角回应人类生存危难，进而实现人工智能伦理建构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共构的转变。

　　首先，提倡“风险共担”原则应对伦理风险。现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仅是将人类大脑的特定功能合成、模拟以及转化出来。在这个阶段，机器人设计者、制造商实质上为前置的伦理行为主体，必须共同承担人机风险，如信息不对称、权责不对称、认知不对称等，避免产生风险转移现象。其次，形成“内共生”结构引导模因突变。在应对模因突变的挑战时，人类与人工智能技术必须建构一种紧密依存的共生系统。在此系统中，二者并非简单的主客关系，而是持续互动的协同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动态调整的“内共生”生态系统。这种共生关系不仅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有助于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最后，秉承“共存论”视角回应人类生存危难。在人工智能伦理建构的过程中，必须将责任与风险共存作为最高价值目标，系统性地预防与应对那些可能危及人类整体存续的极端性、生存性风险。实质上，为了分担道德责任，人工智能的行为主体大至国家、民族，小至设计制造者都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控制其行为并在整体上考量其道德责任。

　　在人工智能受到高度关注，同时衍生较大争议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伦理问题，合理规划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为其套上“伦理”规则的缰绳。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刻变革，人类的存在方式和道德实践正经历从稳固的主体性向流动的共生性转变。人类作为认知与行动唯一中心的传统地位逐渐消解，个体的自主性与尊严面临深刻挑战，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基石受到侵蚀。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系统性伦理风险，迫切需要一种能塑造价值坐标、铸就道德基底、建构伦理秩序的应急伦理。未来社会，无论是人机协同，还是人机共生，都需要彰显人性光辉，深刻洞察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积极防范人类社会发展疑难问题，引导智能社会的发展步入一个更为健康文明的轨道。由此，破解人工智能伦理建构及其治理难题，通过培育深刻的危机意识与价值韧性，为人机共生的未来筑牢动态稳定、值得信赖的伦理基线。

　　无论从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的趋势来看，还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来看，人工智能治理都必须在伦理学的视域中加以考量。通过对人工智能伦理构建的有效阐明，避免止步于让机器对齐静态的人类价值推演；通过对人工智能伦理本质及其边界的分析和把握，始终保持对人工智能及其治理的清醒态度；根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实际，不断丰富和创新伦理学理论，理解、包容和指导人工智能发展，使伦理学学科发展紧跟科技创新步伐。唯有将伦理构建、伦理治理与伦理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形成科技健康发展与社会持续进步的双赢局面。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