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江平、陆尧（分别系北京大学语言实验室主任、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语言实验室研究员）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在我国，有着上千年传统的音韵学，正是这样一门历史悠久、体系完备的学问。中国学者早在1500多年前就提出了汉语音节由声、韵、调构成的观点，并编纂了《切韵》等诸多传世经典，为语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初，中国语音学引入现代研究范式，并在声调研究领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新时代以来，中国语音学研究扎根汉语语音事实，提炼标识性概念和理论，构建原创性方法与范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今天，本刊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的专家，为您讲述中国语音学研究的历程与奥秘。

　　在人类起源和演化的过程中，先有语言还是先有音乐一直存在争议。达尔文早在19世纪就研究过语言和音乐的起源，他认为，在人类语言和音乐起源的过程中存在一段共同演化的过程。由于缺乏古人类演化过程的信息，语言和音乐的起源与演化争议至今没有解决，是人类起源和演化研究的一个世界难题。

　　在《科学》杂志发布的当代人类亟须解决的100多个科学问题中，“语言和音乐的共同演化”名列其中。由于语言和音乐具有民族性，同时也具有人类的共性，所以，开展对世界各国语言和音乐共同演化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中国有100多种语言，承载着形式繁多的有声文化。因此，研究中华民族的语言和音乐对于解开人类语言和音乐的起源和演化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中国，语言和音乐研究称为语音乐律研究，这里从中国语音乐律研究的历史进程来窥探中国语音乐律研究对人类知识体系的贡献。

　　语言和音乐的起源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提出了语言和音乐共同起源的推测。他认为，人类祖先在获得清晰分节的语言之前，发展出了富有旋律的歌唱，这种原始的“音乐”并非用于传递复杂信息，而是服务于求偶、情感表达和社会联结。语言与音乐的起源与演化采用共同的发音器官、声学特征和感知神经系统。达尔文给出了语言和音乐演化的路径：情感性/韵律性呼叫—求偶歌唱—逐渐产生有意义的节音—原始语言。总之，达尔文的观点是语言源于这种原始音乐性的语言，最终分化形成语言和音乐。

刘复（刘半农）（1891—1934）

　　现代主流理论与达尔文的观点不同，认为语言和音乐起源和演化是基于人类发音器官进化、认知能力发展、文化适应性、社会活动协调的需要和基因突变，而音乐可能是语言的副产品。这一点通过观察人类近亲可以发现。如黑猩猩等猿类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靠短促的、有节奏的声音组合模式，并不是靠具有强音乐性的唱歌来进行交际。

　　中国古代语音研究

　　中国古代的语音研究称为音韵学，对应到现代语言学的体系涵盖语音学、音位学和音系学。语音学主要是对声音的具体描写；音位学是建立区别意义的音位系统；音系学主要研究语言音位系统的组织规则和演变规则。它们共同构成了原创的汉语音韵学知识体系。

　　先秦至汉时期，人们就有了语音意识的概念。荀子的《正名》论证了“名实”关系，触及语言符号的语音属性。汉代刘熙的《释名》采用音同音近字释词，体现对语音关联的朴素认识。

　　在辅音描写上，音韵学用唇、舌、齿、牙、喉，分别是：唇音，包括重唇（双唇）、轻唇（唇齿）；舌音，包括舌头（舌尖中）、舌上（舌面前）、半舌；齿音，包括齿头（舌尖前）、正齿（舌叶）、半齿；牙音（舌根）；喉音（喉部擦音等）（注：括号中为现代语音学的描写）。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对辅音的描写是一个生理特征，并不是一个具体的音素。

　　音韵学的声调用文字来描写。如，唐代释处忠在《元和韵谱》中将四声调形描述为“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明代释真空的《玉钥匙歌诀》则描述为“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

　　在音位学层面，汉语创造出了独特的语音单位，如，声母、韵母、声调，这种基于韵书的音位系统反映了古代汉语独特的音位结构系统。宋代的《广韵》有36个声母、95个韵母和4个声调；元代的《中原音韵》有21个声母、46个韵母和4个声调；现代汉语有21个声母、39个韵母和4个声调。

　　在音系学层面，汉语的声母和韵母数量都在不断变化。上述变化反映了汉语语音的演化。另外，以声调为例，宋代的《广韵》有4个声调，而元代的《中原音韵》也有4个声调，数量相同。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广韵》的4声调为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而元代的4个声调是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它们的演化规律主要是平分阴阳、入派三声，即平声分为阴平和阳平，入声分别进入的其他3个声调。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看出声母和韵母的演化。

　　语音的描写、音位系统的建立和音系演化规律的构建，构成了中华民族音乐系统的认知基础。

　　中国古代音律学研究

　　中国古代音律学，是一门研究音高规律、律制计算和乐器调音的数理科学。围绕“如何确定标准音高”和“如何在一个八度内划分音阶”展开，与天文、历法、度量衡深度交融，构成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石。世界上有三大音律系统：十二平均律、五度相生律、纯律。中国古代的音律系统主要由“三分损益法”“五声律”“十二律”和“十二等程律”组成。

　　三分损益法是中国音律的基础，大约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吕氏春秋》和《管子·地员篇》都对其进行了系统记述。三分损益法又称“五度相生法”，即从一个基准音（黄钟律）出发，通过连续乘以2/3损一或4/3益一，计算出十二个不同高度的标准音，其数学本质是3:2纯五度的音程循环。

　　通过三分损益法依次计算出十二律：（1）黄钟，C，do；（2）大吕，^[#]C/^[♭]D，^[#]do/^[♭]re；（3）太簇，D，re；（4）夹钟，^[#]D/^[♭]E，^[#]re/^[♭]mi；（5）姑洗，E，mi；（6）仲吕，F，fa；（7）蕤宾，^[#]F/^[♭]G，^[#]fa/^[♭]sol；（8）林钟，G，sol；（9）夷则，^[#]G/^[♭]A，^[#]sol/^[♭]la；（10）南吕，A，la；（11）无射，^[#]A/^[♭]B，^[#]la/^[♭]si；（12）应钟，B，si。它们将一个八度音程分为12个音高。

　　在十二律中：（1）黄钟，C，do为宫；（2）太簇，D，re为商；（3）姑洗，E，mi为角；（4）林钟，G，sol为徵；（5）南吕，A，la为羽。形成“宫，商，角，徵，羽”五声，中国传统戏曲和民歌主要都是五声音律。

　　十二律在旋宫变调上存在误差，是古代音律的一大难题，明代朱载堉通过2的12次方根的精密计算，最终解决了这一难题，首先提出了十二平等程律（1584年），即现在国际上通用的十二平均律。可见，中国古代的音律系统涵盖世界三大音律，特别是十二平均律是在中国首次提出的，是古代中国在声学与数学交叉领域对世界音乐理论的重大贡献。

　　中国语音乐律的科学研究

　　1925年，刘半农在北大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人们常问，为什么在中文系会建立一个同时研究语音和乐律的实验室？这就涉及人类语言和音乐演化这个大的科学问题。可以看到，一百年前，北大的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人类语言和音乐共演化的问题。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科学研究语音乐律的开端，也是北大人文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从科学仪器的发展来看语音乐律科学研究在中国的进程。

　　机械声学仪器时期（1840—1940年代），最主要的声学仪器主要有浪纹计、共鸣器、音叉组、计时器、声调推断尺等。这个时期，声学上可以得到的参数主要是基频，可用于语言声调和音乐旋律的研究。

　　语谱图时期（1950—1980年代），模拟语图仪于1940年代研制成功，1970年代出现了数字语图仪，到了1980年代以后逐步被数字化软件替代。语图仪的使用对语音乐律研究是一个质的飞跃，因为语图仪除了基频外，还可以提取共振峰、冲直条和擦音强频区等声学参数。

　　数字信号时期（1980年代至今），信号处理软件和算法开始快速发展，可以自动提取语音、歌唱和音乐信号的基频、振幅、时长、共振峰、擦音频谱、嗓音频谱等声学参数，大大推进了实证的语音乐律研究。声学信号处理技术的发展为语音的合成奠定基础。

　　行为学感知研究时期（1995年起），中国境内最早的语言行为学感知研究是在1995年。随着参数合成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语音行为学的感知实验，如声调、元音、时长、语调、语音情感等，为语音乐律感知的研究奠定了技术基础。

　　脑科学时代（2020年代），随着脑电仪（EEG）、脑磁仪（MEG）、核磁共振（FMRI）等设备的使用，语音乐律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这些脑科学仪器使得人们能够研究语音乐律在大脑中的认知神经活动，使得探索人类语言和音乐的起源和演化成为可能。

　　中国语音乐律的研究历程

　　中国语音乐律的科学研究起始于刘半农在北京大学建立语音乐律实验室，他的《四声实验录》是第一部中国语音科学研究专著，纠正了古代认为的声调是声音大小的错误认识。刘半农对故宫的编钟等民族乐器进行了声学测试，同时进行了大量的民歌田野调查和声学分析，为中国语音乐律的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罗常培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1934年起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7年他和王均先生的《普通语音学纲要》将西方语音学体系本土化，建立中国最早的语音学理论框架。1935年发表《京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一文，开创性地将音韵学理论用于京剧语音的研究。

　　林焘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1990年发表了《京剧韵白声调初析》一文，这是首次运用实验语音学方法系统研究京剧韵白声调的论文。该研究采用“五度标调”法，提出京剧韵白声调的调值为55、121、35、31，最早将语音实证参数引入了京剧研究。

　　从本世纪开始，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学实验室致力于中国的语音乐律研究。在语音上，主要研究中国不同民族语言的嗓音发声类型、语音感知与认知及普通话的生理模型。在音乐上，主要研究昆曲和京剧的发声，琵琶、古琴、古筝等民族乐器的声学特性，提出了用于量化依字行腔的依字率和行腔率概念及计算方法，并基于中国的语言和情感、古诗词吟诵、民歌戏曲和音乐的基频模式和旋律模式提出“四律”，即“声律、格律、曲律、乐律”的现代语音乐律学框架，奠定了基于科学的现代语音乐律学的理论基础。

　　从中国古代语音乐律的成就看，古代音韵学有自己的独特概念和理论体系，古代音律的三分损益法、五声音律、十二律和十二等程律等原创知识体系涵盖了当代世界的三大音律系统。中国现代基于科学实证方法的语音乐律研究正在形成以依字行腔和四律为基础的原创理论框架，将会为人类语言和音乐共演化作出中国贡献。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7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