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发展大家谈】

　　光明日报记者 张颖天 戴宁馨

　　走进刘小枫教授的书房，映入眼帘的是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的“经典与解释”大型图书。刘小枫教授主持该书系20余年、推出逾800种著作，既有西方经典的翻译与注疏，又有中国经典的校勘与疏解。这些著作从各个层面系统探讨中西文明的大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学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文明自身的整体理解。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作为研究古代文明经典的学科，古典学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围绕如何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等问题，刘小枫教授向我们娓娓道来。

　　古典学研究的优势与特质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古典著作的解读与传播，尤其关注古典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关联。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贺信中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中西古典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和治国理政智慧，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请您谈谈古典学研究的重要特质和内容是什么？

　　刘小枫：中西古典鸿篇巨制中包含着的治国理政智慧如何影响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确实是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史学问题。古典学以研究、阐释、传扬古代经典为业，而如今的我们生活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即便是大学中的人文科学也越来越实用化和技术化，古典学的生存空间非常狭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中希共同举办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设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为中希两国和世界各国搭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平台”，这彰显了中国作为文明大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着我们古典学研究者，让我们笃信古传智慧在高度科技化的今天依然能够滋养我们的心智和品德。

　　根据我这些年的古典学教学经验，古典学这门学科首先要求掌握古典语文和古典文献学知识，然后还得熟悉世界历史地理知识以及中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不过，所有这些专业基础课都是为习读、阐释和弘扬传世经典中的智慧做准备，学习如何研读和阐释古传经典，才是古典学的专业课。迄今仍有不少人误认为古典学是古典文献学或古籍整理，其实，这仅仅是古典学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史学专业中的中国古代史（含史学理论）方向看似与古典学相近，其实不然，因为古典学的核心是围绕传世经典，历史系的研究讲究凭靠史料探究各种史学问题，而即便是古代的史料也不等于经典。

　　中国的古代学术体系源远流长，虽因朝代更迭而有所变化，但始终自成一体。而自施行新学以来，中国古传学问体系分散在如今的文、史、哲三大一级学科之中，中文系最多，有古代文学（先秦至近代文学作品研究）、古典文献学（古籍整理、校勘、版本、目录、敦煌学）和古文字学。哲学系看起来也不少，除中国古代哲学外，伦理学、宗教学、美学等二级学科也会涉及中国古典，历史系中则有中国古代史和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两个二级学科。问题在于，文、史、哲的划分是西方现代学术的标志，1880年代，史学才在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大学成为独立门类的学科。如今，若让已经分散到文、史、哲这三大一级学科中的古典研究回归一体，就是中国古典学。

　　记者：请您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谈谈“中国古典学”研究、建设中国的古典学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刘小枫：“中国古典学”与“中国的古典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概念，前者是指与西方古典学和东方古典学相对应的中国古传经典研究；后者指我们正在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和学术自主性的古典学学科，简言之是中西合璧的古典学，也就是基于中国文明视角的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和东方古典学研究。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设立的“古典学”中有7个专业方向。其中，研究热度最高、立项数量最多的子方向是中国古典学，占比60%，含涉经学、文献学、诸子学、出土文献、古典文献整理、古典学术史、中华古典文明研究；西方古典学占比约18%，含涉古希腊罗马哲学、史学、文学、古典语文学、希腊化文明等；东方古典学占比9%，含涉梵文、印度古典、两河流域、波斯和埃及文明。“古典学理论”和“古典学史”很少，加起来占比约10%。从这些占比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古典学有历史的学术积累和庞大的人才梯队，而西方古典学就薄弱得多了，东方古典学更为单薄。可以说，构建中西合璧的古典学正当其时。

　　发挥古典学“为今之学”的时代价值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您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军学者，在您看来，古典学研究应如何更好融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真正服务于文化强国建设实践？

　　刘小枫：古典学的核心是古典文明教育，它在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仍然不够明确。在这个体系中，从事古典学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多，在现代学科的建制中，文、史、哲里研究古代学问的都只是小众。古典学研究若要更好地融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首先得解决古典学的“学科身份”问题。近年来，我国高校文科的专业科目设置因应国家的发展多有变化，比如，2025年，教育部正式增设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下设6个二级学科（方向）。相比之下，古典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则显得比较突出。

　　近10年来，个别重点大学开设了各种人文强基班或文科实验班，无不是在尝试打破文史哲的学科藩篱，增强古典教育的比重。古典学成为一级学科，不仅是为了培养古典学的专门人才，更重要的是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课培养师资。毕竟，中国的古典教育实际应该从小学和中学做起。近10年来，在我国中小学的语文课本中，中国古典诗文已经有所增多，这非常好。

　　记者：“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划时代意义。您认为古典学研究在“第二个结合”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如何更好发挥其作用？

　　刘小枫：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古典学是为今之学，而不是为古之学，发展中国的古典学，应该与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所肩负的世界文明抱负结合起来。如今人们很难认清古典学的现代意义及其在“第二个结合”中扮演的角色，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不少人以为，古典学不过是整理、校勘古籍乃至文物鉴赏或考古发掘。

　　古典学应该以研习和阐释古传经典的现代意义为旨归，其发展方向应该是施行古典教育。基于研习古传经典的古典教育提供的不是实用性知识，不会像现代哲学和文学学科，更不用说像经济学、法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那样产生实效性作用。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的教育事业必须关切年轻人的心性培育，使得他们的灵魂和眼界不会因现代的各式技术性实用知识而变得唯利是图。

　　建设中国的古典学，不仅是要让已经分散到文、史、哲三大一级学科中的古典学问回归一体，更重要的是涵括人类历史上所有古典文明遗产，而西方古希腊罗马和欧洲近代的古典遗产是除中国之外最为重要的部分。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古希腊罗马和欧洲近代的古典文献不仅积累丰富，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实际产生过重大影响。

　　以更具历史纵深的视野思考未来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的研究既涉及西方古典哲学，也深入中国历代核心经典。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当下构建中西合璧的古典学，面临哪些挑战，该如何破解？

　　刘小枫：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成长历程中从未出现过像西方文明那样的历史性断裂和民族性更替，文明形态呈现为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强势崛起，中国遭遇的是西方现代文明而非古典文明的挑战。推动古典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让年轻学子有更为宽阔的眼界和从容的心态。清末民初的著名学人皮锡瑞（1850年—1908年）是编写现代式经学教科书的第一人，而他对新式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栋梁之才。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的古典学文教建设实际上是基于晚清以来中国古传文明所遭遇的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基于我们的前辈已经自觉意识到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危机，基于百年来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所面临的文明政治问题。因此，发展中国的古典学不仅应立足于先秦至清末的历代经籍，还必须涵盖从希腊古风时期至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整个西方历代经籍。

　　西方的古典学迄今并不包含中国的古传经籍研究，我们的古典学则不得不包含西方历代古传经籍研究。事实上，中国的古典学身不由己地带有比较研究的气质。因为，中国学人在研究西方历代古典学问时，自然带有中华文明传统的血脉影响和问题意识。

　　但是，比较的学问气质绝非意味着动辄就拿中西方经籍穿凿比附，或者在中西方的古典先贤之间穿梭往返“善通骑驿”。毋宁说，由于自晚清以来，中国文明传统一直处在西方现代文明引发的危机之中。构建中西合璧的古典学，必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古典学。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古典学已经逐渐形成学科传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自197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新一轮“后现代思潮”，西方古典学的学风也为之大变，人类学和社会学原则支配了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多元文化、性别文化和民俗文化的议题在古典学中成了时髦，古典学的“去古典化”取向越发明显。2019年，哈佛大学古典学系开始推行核心经典课程改革，“西方正典”的必修比例大为缩减，以增加“全球化/跨文化比较/性别文化”之类的课程模块。次年，牛津大学古典系将荷马和维吉尔的诗作从本科第一阶段的必修课中移出，改为第二阶段的选修课，学生可以仅读现代译本，不必读荷马和维吉尔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原文。面对这股提倡以“非古典的古典学”彻底清除“古典意识形态”的错误思潮，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记者：经典研究是古典学研究的核心，古今如此，中西皆然。您认为，古典学研究该如何挖掘古今大国兴衰中“文明存续”的核心密码，助力中国在变局中守住文明根脉、提升文化软实力？

　　刘小枫：“古今中西之争”对我国学人来说是一个百年老问题，我们曾把中西之争看作是古今之争，后来发现情形并非如此，因为西方世界也有古今之争。目前我国的古典学建设应着力发展西方古典学研究，它包含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和近代欧洲的古典两大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这是对我国人文学者提出的时代使命和责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时，就援引过古希腊哲学家（如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资源，而马克思本人的博士论文即涉及研究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政治体的更新迭代必然会面临如何处理当代与古代的文明关系问题。“古今中西之争”源于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所一直面临的西方挑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解决这个难题才有了稳固的政治基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术若要有所成就，涵养中华文明的学术底气，就必须深入掌握中西传世经典，以日益成熟和从容的姿态，从更具历史纵深的视野出发思考中国的未来。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21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