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钩沉】

　　作者：钟芳华（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疾病防治向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1949年4月，四野主力准备从华北南下时，朱德就特别提醒：“我军绝大部分是北方人，要去南方作战，不大适应南方的生活习惯，而且容易患疟疾、中暑、脚气、疥疮等疾病。”（《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696页）对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军队来说，疟疾并不是一种新的疾病，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部队防治疟疾的技术手段，相较于土地革命战争和全民族抗战时期发生了较大变化，成为人民军队医学技术初步完成近代化转型的重要一环。

　　一

　　中央苏区时期，疟疾是部队主要流行的4种疾病之一。全民族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部队疟疾病例占伤病总数的25%，位居所有病类之首（《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军事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76页）。抗战胜利初期，疟疾在新四军和八路军中发病率还比较高。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九月份减员很大，病号普遍，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以疟疾最剧”（《邓小平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7页）。1949年渡江战役时，疟疾发病率普遍较高，1949年夏秋也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乃至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疟疾发病人数的高峰。

　　土地革命战争和全民族抗战时期，人民军队同疟疾作了多年斗争，探索出一些预防办法。1934年1月，瑞金中央内务部卫生管理局、军委总卫生部提出的预防办法，包括开通沟渠、撒石灰、养鱼鸭咬掉蚊子幼虫、烟熏、使用蚊帐、用夹布单子被盖全身、服用药物等（《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页）。全民族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针对疟疾也制定了一系列预防措施，包括隔离和集中治疗病人、清除蚊子滋生地、大力防蚊灭蚊、服用药物等（《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

　　在早期治疗工作中，中西医并重是基本方法。中央苏区时期，红三军团治疗疟疾病人首用奎宁。1933年，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还要求红军中一部分医生摒弃西药万能、中药完全无用的思想，积极采用中药治疗疟疾等病（《中央苏区卫生工作史料汇编》，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版，第295页）。全民族抗战时期，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根据地八路军对疟疾病人多用中药治疗，或用针刺疗法，只有少数病人内服奎宁丸或打奎宁针。新四军治疗疟疾病人主要用奎宁，缺少奎宁时也用针刺和中草药（《新四军卫生工作史》，人民军医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

　　二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在预防疟疾工作中充分借鉴此前经验。1946年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的预防办法，是“将部队驻地周围之荒草铲除，水沟疏通，夜晚发动各班熏蚊子，睡觉时使用好蚊帐；发现疟疾病人实行隔离治疗”（《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1949年四野后勤卫生部提出的预防办法，一是弄干净住院内水坑、天井里的水和周围的草，以减少和防止蚊子发生，二是白天室内通风，晚上关起门窗、尽量不要点灯，并利用蚊帐、夹被、纱布、皮包、芦艾、蚊香等防蚊驱蚊。

　　这一时期人民军队预防疟疾的具体措施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一是对“滴滴涕”等杀虫剂的初步运用。滴滴涕最早于1874年由奥地利药物学家奥特马·蔡德勒合成，二战期间作为杀虫剂，在疟疾预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由于进口价格昂贵和国内仿制数量不足，抗战胜利后滴滴涕并未得到大规模应用（路彩霞、裴远：《抗战胜利后DDT在中国的应用》，《社会科学动态》2023年第10期）。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军队开始提倡和使用滴滴涕。1946年6月20日，《晋察冀日报》专门刊文介绍滴滴涕。1949年5月，二野卫生部预防疟疾的办法就包括了喷洒滴滴涕。渡江以后，二野军政大学在房舍、厕所等处普遍喷射滴滴涕，各军、师也用滴滴涕消毒衣服、被子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4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659页）。但是，由于解放区长期不能自制该药，缴获和接收数量有限，滴滴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供不应求。

　　二是蚊帐和纱布的逐渐普及。尽管土地革命战争和全民族抗战时期，部队已经提出使用蚊帐防蚊，但直到1945年，晋冀豫军区除特重伤病员夏天由医院用纱布做临时蚊帐外，大部分指战员并不发给蚊帐（《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5册，第288~289页）。1947年12月，中原军区计划排以上干部每人发小蚊帐1顶，战士每人发纱布12平方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4册，第203页），但因供应条件不充分，这一设想很可能没有落地。次年12月筹划解放江南之际，全军后勤会议拟规定，在长江沿岸和长江以南活动的野战军和地方军，以及后方机关营级以上干部，可按年限发给蚊帐或纱布。1949年2月，军委后勤部又对蚊帐供给制度作了修订。

　　尽管经历了一番周折，但1949年进入南方作战的二野、三野、四野，以及十八、十九兵团等北方部队，基本完成了下发蚊帐和纱布工作。2月，三野就决定发给连以上每人1顶蚊帐，战士每人12方尺纱布（刘瑞龙：《我的日记——淮海、渡江战役支前部分》，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同年夏，四野决定将12方尺纱布改为蚊帐，组织人员在8月份赶制完成，陆续分发部队（《后勤工作·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379页）。5月，十八、十九兵团西进时，华北局也决定“补充营级以上干部及重伤员（蚊帐），现按每个兵团发二千顶准备，其余均发纱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7册，第895页）。

　　三是药物预防的广泛实行。抗战胜利后，部队供应条件改善，1946年夏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对疟疾就以服药预防为主（《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216页）。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人民军队通过缴获、接收、购买等方式获得了大量抗疟药品。1949年渡江作战的二野、三野、四野，纷纷服用阿的平（也称疟涤平）或奎宁预防疟疾。8月前后，四兵团十四军将155万片阿的平、20万片硫酸奎宁发至各连卫生员，服药者占全军85%（《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第469页）。三野进入疫区的部队，每人每天口服阿的平0.1克，连服2日后间隔5日，连续两个月，全量为1.5克（《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第225页）。四野得到大批抗疟药后，“发给继续南进各军（三十八万四千人）预防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第374页）。此外，华北部队进入疟疾流行区或发现大批疟疾患者时，也普遍服用奎宁，连服10~15天（《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第260页）。

　　三

　　同预防工作一样，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疟疾治疗工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转向。由于购买特效药渠道更加通畅，部队治疗疟疾的方法逐渐转向以现代医学为主。1946年4月，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称，“今天我们买进来的奎宁相当多”，治疗疟疾应改为“普遍主用奎宁”（《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第422页）。1949年5月二野卫生部推荐治疗疟疾的办法，包括疟涤平治疗、奎宁治疗、扑疟母星治疗和西药注射疗法。同年6月，华北军区卫生部也推荐采用阿的平、奎宁等特效药治疗疟疾（《常见疾病手册》，华北军区卫生部1949年版，第67页）。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也注重以现代医学手段治疗疟疾。1946年11月，随军记者沈如峰在山东野战军第二野战医院治疗疟疾时，多次服用奎宁丸（沈如峰：《我的解放战争：一个三野记者的战地日记》，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年版，第160页、第164页）。1949年，四野治疗疟疾首推奎宁和阿的平。当这两种药物不足时，他们还致电军委请求解决（《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第154页）。这一时期，人民军队中还出现了多种抗疟新药。1949年12月，四兵团推荐使用氯喹和白乐君（《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第462页）。还有一些药物虽不是新药，也不是专门的抗疟药，但有时也用于治疗疟疾，比如六〇六、硫酸镁等。

　　同时，人民军队也没有抛弃本土特色，坚持继承和发扬了中医疗法。一方面是利用中药。1946年7月至1949年6月，冀鲁豫军区利用中药自制抗疟药，“比外来品效力还大”（《〈烽火硝烟中的白衣战士〉续集（一）》，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人民军队使用过羊粪、大蒜、常山、柴胡、白砒等治疗疟疾。另一方面是利用针灸。这一时期，刘邓大军大力推广和利用针灸疗法治疗疟疾。1948年3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河南叶县休整，因药品紧缺，卫生部副部长鲁之俊号召各纵学习用针灸治病。当年，三、四、六纵大规模用针灸治疗疟疾病人，治愈率分别为73.61%、85.78%、90.4%，收到良好效果（《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第661页、第882~888页）。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在借鉴此前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并利用了二战后世界医药发展新成就，做到了中西结合、与时俱进，不仅有力保障了广大指战员的身心健康，也为新中国人民军队疾病防治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