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问学】

　　作者：过常宝（绍兴大学鲁迅人文学院教授）

　　早期中国的知识观念与文献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蕴藏着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源头活水。其中，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典文献对文化发展影响尤深。

长沙子弹库楚帛图书摹本 图片选自《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

《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四卷本） 过常宝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片选自《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

嘉祥县洪山画像石 图片选自《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

　　在多数经典文献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秉持“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他们认为《诗》《书》《礼》《易》《春秋》出自圣人垂范，并非神灵或神灵启示的产物。所谓圣人，无论在孟子笔下，还是在汉代经学家的阐释中，都只是崇高的文化角色，不具备神性内涵。那么，中国人对经典的深度信任究竟从何而来？厘清这一问题，需要回归经典生成的文化语境。而回归语境存在两条不同的学术路径：其一，依托历史背景解读文献内容，能够打破后世经学家构筑的重重壁垒，提升文献阐释的准确度，却仍难以回答信任何以建立这一核心命题；其二，立足历史背景考察文献功能，从这一视角出发，文献的生成形态及其文化建构意义，都与话语方式紧密关联。唯有厘清上古话语方式，方能真正把握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形成逻辑，这正是本研究的旨归。

　　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于2011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上古知识、观念与文献体系的生成与发展研究”，集结一批认同该研究路径的青年学者，历时十载，数经修订增补，最终完成四卷本《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本书对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之间层层递进、相互作用的关系展开结构性研究，提出“中国古典传统”这一重要学术概念，揭示早期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与成熟历程，对早期中国主流文化的系统性研究与创新性阐释，兼具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文献的职事背景

　　传统观念认为，《周易》是周文王所作，《春秋》是孔子所作，《老子》是老聃所作……总之，每一部经典背后都有一位圣人。这种看法不能说全错，但它遮蔽了文献形成的真实过程。

　　我们的研究发现，战国之前的文献，其形态与内容，根本上取决于产生它的职事制度。我们以《春秋》为例。《春秋》的叙事方式历来令人费解：语言极度简省，大量事件载录只有寥寥数字，只是“某年某月某事”，没有任何说明。刘知几认为“叙事之工者，以简约为主”，是一种文章风格的追求。但这个解释很勉强：简略到看不懂，还算是一种风格吗？如果《春秋》的写法不是一种风格的体现，那是什么呢？答案其实藏在《左传·隐公十一年》的一句话里：“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这里的“告”，是西周到春秋时期普遍通行的告庙仪式，诸侯若发生重大事件，须派史官到设在鲁国的周人宗庙告祭，鲁国史官负责著录。这种告庙文献是给神灵看的。神灵无所不知，不需要人的指点，所以不必告诉神灵谁对谁错，当然也不能有原因、过程等描述，因为这些描述还是会推导出对错判断，所以，告辞的简略，是面向神灵的著录规则，是宗教仪式的内在规定。依照鲁国宗庙周期性集中呈告的制度，形成了季节性排序，这就是《春秋》最原始的形态。

　　但故事还没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告庙制度也跟着松动。史官们开始借着著录的机会，在规范格式内隐晦地表达对人物和事件的价值判断，于是有了“春秋笔法”。“春秋笔法”是在规范化的表述基础上，以某种局部的变异、错位、缺省等方式留下史官的疑虑、暗示等标记，从而寄寓了史官的褒贬判断。这种做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史官职事以及告辞本身带有宗教的神圣性，一旦留下“非礼也”的印记，则难逃天谴。当然，一般人很难读懂“春秋笔法”，但当事人、神灵应该会懂，这对于史官来说就够了。《春秋》能成为意识形态经典，还在于孔子的删订和阐释。孔子根据其他形态的“史记”还原了历史事实，并总结出史官们隐藏于“春秋笔法”中的褒贬原则，这才使得《春秋》成为一部政治伦理的典则。《春秋》作为经典的合法性来源于它背后那套仪式制度。

　　再比如《老子》这部书，一向被视为老子个人的哲学创作，但如果仔细分析各章的结构，会发现每章通常由三个层次构成：格言性的语文本、阐释性文本，以及指导侯王的应用性文本。借助“语”来训诫君王，在春秋之前，是太祝的职事。《逸周书·周祝解》在文本结构和训诫功能上与《老子》高度吻合。《老子》的源头就是祝官文献，或者它本身就是一部祝官文献，史称老子任柱下史，而当时祝、史并不严格区分。也就是说，《老子》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创作，而来自那个代神立言、训诫侯王的祝官职事传统。

　　春秋之前的所有文献，都是职事文献，都具有特定的话语权。

　　话语方式是关键

　　职事意味着某种制度和传统，它又是怎么转化为话语权的呢？

　　在宗教盛行的殷商时代，话语权来自神灵。商王盘庚迁都，遭到臣民反对。他召集众人说：他将在祭祀自己祖先时，同时祭祀臣民的祖先，并在仪式中汇报子孙的所作所为，由祖先神灵降下惩罚。对于殷人来说，这不是威胁，这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祭祀权就是话语权，假借神灵就是最正当的话语方式。周公制礼作乐，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转化。《尚书》诸诰中“王若曰”这个固定格式，日本学者白川静指出“若”的甲骨文像一个长发者仰天而跪、双手举起的舞蹈状，意味着诰是在仪式状态中假借神灵名义进行的话语行为。周公的训诫，仍然借助仪式的神圣性，但他大大强化了德的理性内涵，将天命与人的道德行为挂钩，即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是中国文化从宗教向理性转型的关键一步。

　　春秋礼崩乐坏，史官和祝官丧失了原来的仪式权威，贵族大夫开始成为新的文化主角。他们迫切需要话语权，于是发明了“信而有征”的方式，也就是通过征引《诗》《书》礼乐，将自己的言论与古代宗教礼乐传统关联起来，从而获得合法性。这在春秋时期几乎是一种通用手法。大夫们开口必引古训，不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想法，而是因为只有这样，话才算数。“信而有征”将神圣的职事文献转变为世俗经典，经典阐释随之兴起。征引是自立己意，传释则强调一切思想来自经典，两者看似不同，本质上都是将自己的话语权追溯到更古老的权威。征引和传释，成为儒家两种最基本的话语方式，深刻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话语形态。

　　那么，诸子百家能不能算是完全脱离了职事传统的个人创作呢？算，也不算。因为最初的诸子仍然需要依附或借鉴某类传统职事，才能形成有效话语。比如《墨子》，其理论体系深受郊祀礼的影响，而与专事宗庙祭祀的儒家有了区别。再如《庄子》一书，排列汗漫无稽之故事，立论常在有无虚实之间，重启发而非说服，它所承袭的是古优的话语传统。早期的诸子们遇到的问题是：我怎样说，你才信？所以才会依附一个传统的话语方式。但随着诸子的写作实践积累而自成一个著述的传统，后期诸子，如《荀子》《韩非子》等，就不再依赖职事传统了。

　　文化模型的搭建

　　本书认为，从殷商中晚期到西汉中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奠基阶段，其核心就是依赖经典所建构的知识体系、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为“中国古典传统”的奠基期。本书以制度、话语、观念为建构中国古典传统的三根支柱，文献则是这一文化形态的载体与表征。依据这样一个文化模型，本书一方面解读各种上古经典是如何形成的，另一方面又在讨论这些经典是如何建构起中国古典传统的。

　　以《诗经》为例。《诗经》最为关键的观念是“诗言志”，其所涉及的制度是仪式用诗、外交赋诗、诗教等，儒家学者凭借《诗经》的观念和内容构建了一个伦理教化的体系。这是如何形成的呢？诗在宗教仪式中起着沟通天人的作用，这一功能启发了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卿大夫们可以通过赋诗而轻易地达成艰难的外交沟通，就是利用诗的神圣性特征。卿大夫将这种方式借用到日常表达，这就是“引诗言志”，它是春秋时期最为重要的、最为流行的话语方式。孔子教诗，进一步将诗从礼仪乐舞中独立出来，所谓“诗亡隐志”，是说诗里包含有所有的伦理法则，确立了教诗、论诗的合法性。孟子更进一步，提出“以意逆志”，使得说诗者获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汉代大一统政治背景下，经典文献有了分工，负责意识形态的不同方面，“诗言志”又被《毛诗序》改造为一套完整的政治教化理论体系。从以上梳理中可以看到，由“诗言志”衍生出一系列观念，每一个新观念的出现，都意味着话语权的传递、话语方式的嬗变，这个观念体系也呈现了某个文化形态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中国古典传统的一个独特面向。

　　在这部书中，我们对史、祝、宗、工等各类职事进行了细致考辨；对卜辞修辞、神道设教、立言不朽、信而有征、文献经典化、微言大义、实录与虚饰、百家言黄帝等具体的话语方式及其功能进行了还原性研究；对诗言志、三不朽、兴观群怨、德与道、道统、五德终始等重要观念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六经、诸子、史传、甲骨卜辞、彝器铭文、诅盟辞、谶纬文献、画像石等各类文献进行了新的阐释。全书按照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五个历史阶段依次展开，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传统奠基阶段的完整模型。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01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