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心语】

作者：刘进宝（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地与敦煌学理论，敦煌学学术史是敦煌学的分支与组成部分。传统的敦煌学史，基本上都是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史，主要讨论的是相关著述中所研究的学科史。笔者认为，敦煌学学术史包括敦煌学的事件、人物、机构和著述。著述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还应包括敦煌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重要机构，以及对敦煌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等，需要学界予以更多关注。

一

众所周知，敦煌文献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其时间跨度上起魏晋、下迄元代，但以唐五代时期的内容最多，最初的敦煌文献研究者也基本上是从事唐史研究的学者。敦煌石窟保存的主要是公元4—14世纪的壁画、塑像和建筑，因此，敦煌学的研究者以从事中古历史、文学、语言、宗教、艺术的学者为主。而敦煌学学术史所涉及的主要是近现代史的内容，或者说是1900年以后的知识。由于受教育的背景和学科分工的局限，大多数以古代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敦煌学者，对近现代史较少涉及，也很少关注近现代文献中的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或认为这属于近现代史的领域而不予涉足。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当遇见或看到近现代资料中有关敦煌学的材料时，容易认为这是敦煌学研究者的任务而不予关注，从而使敦煌学的学术史研究处于夹缝之中。另外，敦煌学学术史研究的对象在时间段上属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与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新闻史等学科都有较多交叉和关联。从敦煌学的学科建设来说，敦煌学产生、发展中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重要机构的特殊地位、重要著述的引领作用，一些重要人物在敦煌学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与贡献等，都是敦煌学学术史的重要内容和研究重点，如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向达的敦煌考察，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学者对敦煌的贡献，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敦煌资料的保存与研究等。但由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很多，可能从敦煌学视角来看重要的问题，从其他角度看未必重要。正因如此，敦煌学学术史的成果产出并不容易。

总结百年来敦煌学的研究历程，学术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小成绩，但发展并不平衡。如前所述，对相关机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关注不够。重要机构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不仅是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并列的世界敦煌文献四大收藏中心之一，而且还是敦煌学研究的重镇。长期以来，学界对向达、王重民在英国、法国抄录敦煌文献的史事等关注较多。实际上，在长达百年的敦煌文献整理研究过程中，国图还积累了大量与敦煌学相关的史料，如敦煌文献入藏京师图书馆史料，可以了解清末学部调拨劫余敦煌文献的经过；1949年之后，北京图书馆受赠、接收、购买了数千件敦煌文献，其入藏档案目前基本保存完整，是研究散藏敦煌文献的珍贵史料；百年来国图对敦煌文献历次编目留下的手稿，可以再现编目、收藏、整理的过程与成就，这些都需要从学术史的视角给予关注和研究。另如敦煌研究院在敦煌学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界多关注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的贡献，而对20世纪40年代前期的筹备、1958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划归甘肃管理、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等史事关注不够。再如，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现代敦煌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但对学会成立的背景，学会成立的过程，学会组织的重要会议、产出的主要成果等，缺少比较系统的梳理。在人物研究方面，除却罗振玉、王国维、向达、王重民、常书鸿、陈寅恪等重要人物，有些人物虽不专门研究敦煌学，但在敦煌学的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活动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给予关注。例如，1981年出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误传，邓小平考察敦煌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周林便积极协调，筹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1983年8月的成立大会上，周林作了《团结起来，促进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的更大发展》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成立学会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方向。另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任甘肃省委宣传部长的吴坚，对敦煌学的发展亦有推动，对1982年敦煌文学座谈会的召开、敦煌研究院的成立及兰州院址的选定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南开大学吴廷璆教授，除了在日本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外，还与敦煌学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他是国内较早使用“敦煌学”一词的学者，一直十分关注敦煌学的发展和研究动态，早在1981年初就呼吁青年学子要努力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不正常状态。重要事件如早期敦煌文献的流散与当时在甘肃任职的各位官吏有着密切的联系，曾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曾任甘肃省长的张广建、曾任甘凉道尹的许承尧等，都曾藏有部分敦煌文献。通过对这些官吏在甘肃任职的经历和卸职后生活变迁的深入研究，或可进一步了解早期敦煌文献流散的历史和去向。

二

从敦煌学学术史研究的现状可知，未来我们需要在以下方面予以重视：

首先，打通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的隔阂。历史学的方向划分可以让学者在某一方面深耕，但当遇到敦煌学学术史这样的交叉问题或材料时，可能会因缺少某一方面的知识而无法下手。从目前的研究现状可知，深耕某一专题的绝大多数敦煌学者，在本专业或方向固然能够深入并取得成绩，但缺少对敦煌学发展脉络的通盘把握；而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学者，却对敦煌学的专门知识有一定的隔膜，一般不敢轻易涉足。因此，从事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不仅需要兼通古代与近现代史，还要有某些专门史的知识储备。

其次，注重近现代日记、档案等资料的运用。敦煌学学术史研究中，近现代的资料尤其是日记、档案等材料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例如，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出示其所带敦煌文书，引起中国学界高度重视。实际上，伯希和于1908年先到了江南，在上海、无锡拍摄了端方、裴景福的古物藏品，并到南京的江南图书馆阅览古籍文献。据时任图书馆总办的缪荃孙日记记载：1908年11月18日，法人“伯希和到图书馆，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并有唐人《沙洲（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板。奇闻也”。同在江南图书馆任职的陈庆年（善余）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伯希和来图书馆看书，其“京话甚佳”，他“住敦煌千佛洞四月，所储之唐写经卷四分之一皆为其所得”。据缪、陈等人记载，1909年6月7日，伯希和在南京拜访了两江总督端方，6月8日晚，端方招待伯希和，伯希和出示了随身携带的敦煌文献。端方提出拟购回一部分，被伯希和婉拒。随后才有9月28日罗振玉等人在北京与伯希和碰面观览敦煌文献的史事。这些细节，对我们探讨早期中国学人与敦煌文献具有历史价值。此外，江瀚、恽毓鼎的日记，沈曾植的记述等，都是不应忽视的学术史资料。

最后，将敦煌学学术史置于国际学术视野中考察。作为一门以地名学的学问，敦煌学能够发展成国际显学，主要源于敦煌的国际性、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艺术等所蕴含的国际影响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由于斯坦因、伯希和等将敦煌文献劫掠到欧洲后即开始编目和研究，这些欧洲学者的参与使敦煌文献很早就进入国际学术视野。再加上英、法所藏敦煌文献的开放程度相对较高，对学术研究有较大推动。当清末民初西学传入、现代学科兴起后，敦煌学是与国际学术接轨最紧密的学科之一，也是考察中国近现代学术的重要切入点。它既能承接中国传统的学术脉络，又能和西方学界展开充分交流对话。因此，要将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置于国际学术大背景下，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东方学、汉学视野下，这对我们今天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亦有一定启发。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