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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惠华(苏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为当时中国的积贫积弱痛心疾首,第一个响亮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并为之奋斗终身。“振兴中华”首见于孙中山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兴中会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其后,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振兴中华不仅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成为他联络华侨群体、促成中外华人联合的精神纽带。
因受家庭影响,孙中山不仅与华人华侨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且很早就深刻认识到这一群体的力量,因此始终将动员华人华侨支持革命作为重要工作。孙中山建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即在华侨较为集中的檀香山。他多次在当地华侨中发表振兴中华的演讲。从当时情况看,孙中山将美国华人华侨作为动员重点,与《排华法案》密切相关。针对当时美国华人华侨遭受歧视的现实,孙中山在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华人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因为清政府对民众漠不关心,正因如此,华人不受尊重,无法与其他民族平等共处。”孙中山抓住美国华人华侨境遇不断恶化的问题,并将其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相联系,激起了华人华侨的强烈共鸣:“孙逸仙博士受到热烈欢迎,演说数次被掌声打断。剧场从底层到顶层楼座都挤满了人,甚至连舞台上也都站满了观众……作为演说家,他展现出相当雄辩的才华。其本人仪表堂堂,手势富有感染力,似乎能随心所欲地左右听众”(《孙博士倡言在中国实行革命》,《夏威夷公报》1903年12月15日)。这时期在美国的华侨以工人群体为主,孙中山振兴中华的动员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
孙中山的学习和成长经历使他很早便具有世界眼光,注重向世界宣传,扩大国际话语权。他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不仅是要推翻清政府,更重要的是实现革命的目标:“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孙中山选集》,第78页)。孙中山认为,结束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博爱的共和国,这不仅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具有重要的世界影响。他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意义,以争取国际话语权。除了在国外发表演说外,孙中山还专门针对美国民众,以英文撰写《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并在纽约发行单行本。他在书中深刻阐明了中国问题的原因及解决之道,指出列强在中国争霸,其根源“在于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他进一步指出,1900年的惠州起义,1902年在广州的谋划起义,以及“广西的运动现在犹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勇气在进行着”,这些都表明“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孙中山选集》,第62~65页)。
此外,孙中山还针对性地指出了中国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中国是美国货物的一个巨大市场,如果美国要把它的商业与工业活动扩展到世界其他各地,中国就是它必须注目的第一个国家。”他要求列强不要干涉中国革命,并向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美国人民呼吁,“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予同情与支持”(《孙中山选集》,第61~69页)。单行本发行后,美国报纸进行了报道。如1904年12月4日,《太平洋商业报》以《中国的进步》为题,介绍了该书的内容及其在美国的影响:“题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的小册子已广泛流传,在美国东部各州引发高度关注。该文笔锋犀利,表达凝练清晰,重点论述了中美关系以及两国商业关系的拓展。”
美国媒体对孙中山个人事迹及演说内容的持续报道,塑造和传播了孙中山的革命家形象,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早在1896年,《夏威夷之星报》就对孙中山的事迹详加刊载,称其为成长于檀香山的革命志士:“去年,孙逸仙作为革命党的一员访问了夏威夷,这个革命党致力于推翻满清王朝,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这位年轻人对当今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政体都了如指掌。”1900年9月14日,《夏威夷之星报》将孙中山誉为“闻名世界的中国改革家”。1900年12月10日,《晚间公报》以《孙逸仙与他跌宕起伏的生涯》为题,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称“孙逸仙这个名字或许会在中国历史上不朽。他是一位爱国者,其志在革命……他要废除积弊已久的旧俗,推行足以让中国跻身世界文明国家之列的改革”。美国媒体的持续正面报道,充分反映了孙中山作为闻名世界政治家的国际影响力。
近代以来,华人华侨逐渐成为影响国内政治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孙中山敏锐认识到争取这股力量支持的重要性,并以振兴中华为目标,对广大华人华侨进行动员,激发其爱国热情,形成了国内志士与海外华人华侨相互支持的格局。
海内外中华儿女联为一体是振兴中华的有力支撑。《兴中会章程》指出:“盖我中华,受外国欺负,已非一日……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孙中山选集》,第14页)为争取美国华侨支持,1904年,孙中山加入致公堂。此后,孙中山在美国开展活动都得到致公堂的大力支持。随着美国华侨中革命风气的形成,1911年,在孙中山的倡议和推动下,美洲同盟会加入致公堂,从制度上形成了对华侨力量的整合。孙中山在《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中指出:“力分则弱,力合则强,众志可以成城,此合群团体之可贵也。”华侨团体力量的合作,目的是“联合大群,团集大力”(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双方联合后,“开创之功,良不少矣”。在整合美国华侨力量的基础上,孙中山进一步推动国内与国外的革命力量一致行动,合力达成目标。1911年,孙中山在《致美洲同志筹款起义通告》中号召“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出财”,“各埠同志,各尽义务”,充分反映了对华侨力量的重视(《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三民公司1928年版,第741页)。对此,冯自由曾评价道:“我国辛亥革命之成功,以海外华侨之助力为多,而华侨中又可大别为美洲及南洋之二方面。”
振兴中华是孙中山与海外华人华侨的共同追求。近代以来,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力资源在世界各地加速流动。以美国为例,随着旧金山金矿的发现和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以及太平洋航线的开通,大批华工前往美国寻求发展。但受《排华法案》的影响,在美华侨被歧视和刁难,处于孤立无援境地。对建立强大祖国的期望,使他们开始关注国内政治。1900年,美国华侨对慈禧专权导致政局混乱不满,要求慈禧归政,“现接华盛顿、旧金山、圭拉敦三处华民公电,均有‘敬请归政’字样”。虽然清政府“严诫侨寓华民,务安本分”,强调“朝廷大政,非平民所得妄干”,但无法消除华侨对清政府腐败统治的不满情绪(《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3~74页)。孙中山在海外的动员则进一步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1909年,孙中山抵达美国旧金山,“抵美之日,遍游各地”,“华侨加盟者甚众,输将亦跃”。孙中山的演说也开阔了华侨的视野,使他们开始认识到,“当今为争竞生存之时代”,列强“莫不以开辟疆土为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并吞”。反观清政府,“病势积弱,疆宇日蹙”,主张积极汇入时代洪流之中,“今当应时而作,不可失此千载一时之机”(《革命逸史》初集)。孙中山呼吁,“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应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于自身之肩上”(《孙中山选集》,第73页)。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共同关注,振兴中华的共同愿望,成为孙中山与海外华人华侨的共同价值追求。
中国的独立自主具有世界影响。辛亥革命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并不希望中国独立富强,妄图干涉中国人民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以便更好地在中国攫取利益。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对此进行了驳斥,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和平、守法的民族,中华振兴不仅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振兴中华对中国及世界的深远影响:“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世纪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孙中山从历史和现实出发,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对全世界的深刻影响,也为中国革命获得了更多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2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