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学的发展历经两千余年，在中华文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间的发展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着多个阶段性，呈现出多姿多样的发展面貌。

　　巴蜀文明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蕴深厚。巴蜀文化与巴蜀文学的发展并非同轨运行，直到西汉文翁入蜀兴学，巴蜀文学才逐渐发展起来。令人诧异的是，巴蜀文学刚刚起步时，就出现了以蜀中四贤为杰出代表的作家，掀起了文学高潮，中间没有酝酿期，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晋代左思《蜀都赋》称赞道：“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晔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绚道德，摛藻掞天庭。夸四海而为隽，当中叶而擅名。”汉代巴蜀文学的代表是汉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羽猎赋》《蜀都赋》，王褒的《洞箫赋》，流风所及影响汉代的辞赋创作。上述各篇尽管描述的内容不同，但辞赋辞采飞扬、体制宏伟都是一致的，代表了汉帝国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魏晋有南北之分，南朝诗歌创作兴盛，而蜀中却无一知名作家，仅少数旅蜀诗人如张载、左思有些诗歌描写蜀中山水与风物。到了唐代，巴蜀文学重新又焕发出光彩，迎来了又一个文学高峰。陈子昂在唐诗发展史上的贡献如日月高悬，彪炳千秋。唐代两个著名诗人李白、杜甫，前者生长在蜀至二十四岁始离开四川，后者旅居巴蜀达九年，其绝大部分诗歌创作于四川，尤其是律诗名篇。其他如李颀、张素卿、仲子陵、薛涛、苏涣、雍陶、符载、朱湾、唐求等，都以诗歌擅名。五代时期四川为地方势力割据，但文学创作呈现出兴盛局面，尤其是后蜀时期，西蜀成为词创作的中心。《花间集》收录的18位词人除皇甫松、和凝与蜀无涉外，其余皆活跃于五代十国的后蜀，如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顾敻、牛希济、欧阳炯、孙光宪等，花间词派影响后世词曲创作。

　　宋代是继唐代之后巴蜀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高峰。宋代对文官的优待以及崇文轻武政策，加上五代末期大批文人入蜀，使四川人才济济，导致宋代巴蜀文学繁荣昌盛。苏舜钦、三苏、田锡、张俞、文同、韩驹、唐庚、张孝祥、魏了翁等，都是宋代文坛上的名流。这种繁盛局面维持到宋端平三年（1236）蒙古铁蹄南下破蜀，便发生了变化。从元代到清代，四川遭受多次战争创伤，人口急剧减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均遭到重创难以复原。加上明清时期经济与文化中心向江浙转移，经济的衰退导致文教的式微，元明清时期巴蜀文坛难以如唐宋时期辉煌，但也出现了元代虞集、明代杨慎、清代张问陶、李调元、彭端淑等著名作家，成为巴蜀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抹余晖。

　　上述情况可以将巴蜀文学的发展划分为三盛二衰几个阶段。据各种书目文献统计，汉代巴蜀作家约有40位，唐代约有80位，宋代约有400位。而且这些作家中名家不乏其人，在当时的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魏晋和元代，巴蜀文坛显得略微沉寂，几乎没有知名的作家。出现这种巴蜀文坛盛衰周期的原因有多种。汉、唐、宋三朝是中国封建时代发展的鼎盛期，同样也是巴蜀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期，此时巴蜀文学的发展与全国同步，谱写了辉煌的乐章。

　　巴蜀文学的发展从汉代开始，便具有多姿多彩、敢为天下先的显著特点，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巴蜀作家往往具有创新精神，站在当时文学创作的最前沿，作品代表了整个文坛的最高成就。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向来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说，而其中汉赋、唐诗、宋词的杰出代表者就是巴蜀作家，从而独领风骚而万世流芳。汉赋是在司马相如手中定型的，他的辞赋创作完成了从骚体赋到散体大赋的转变，为汉代辞赋创作奠定了基础。唐诗中的杰出作家陈子昂、李白，在促进唐代诗风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最高，他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代表了盛唐诗创作成就。薛涛是唐代最为出名的女诗人，与宋代李清照一样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杰出女作家代表。五代时期西蜀成为词创作的中心，欧阳炯、孙光宪、李珣等都是当时最著名的词人。宋代巴蜀作家又一次引领风骚。苏轼的诗、文、词创作代表了宋诗、宋文、宋词的最高成就，成为宋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唐宋八大家巴蜀就占了三位，雄踞宋代文坛。

　　上述巴蜀作家都是在离开四川后才扬名于世的，但也有一些作家是入蜀后才声名渐显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自古诗人例到蜀”。“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诸人皆曾入蜀。盛唐两位边塞诗人高适和岑参，也都来四川为官，留下了许多吟咏蜀中山水风物的诗篇。杜甫为避安史之乱到四川定居，足迹踏遍蜀中各地，在这里写下了近九百首诗，其中就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赠花卿》《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咏怀古迹五首》《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秋兴八首》这样的名篇。杜甫的七律是在蜀地定型的，同样也代表了唐诗中七律的最高成就。白居易在忠州刺史任上写下了《竹枝词四首》，后经时任夔州刺史刘禹锡的大力变革，创作出《竹枝词十一首》，这种诗体大行其道。此外，元稹、贾岛、李商隐、温庭筠、韦庄、李珣、孙光宪、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著名唐宋诗人都曾入蜀。陆游不仅留下了《入蜀记》《天彭牡丹谱》，表示自己“心未尝一日忘蜀”，而且还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

　　无论是走出夔门的本地诗人，还是自外省入蜀的文人，似乎都能沾染到蜀地的灵气，写出优美壮丽的诗篇来。巴蜀作家似乎天生具有浪漫气质，巴山蜀水钟灵毓秀，古蜀大地悠久的神话传说孕育了诗人们的丰富想象。在创作方法上偏向于浪漫主义，在风格上偏向于崇高壮美，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汉赋和唐诗最能显示巴蜀文学的崇高壮美风格。司马相如在《答盛览问作赋》中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总结出其赋作崇高宏丽的美学特征，仰观宇宙、俯察万类的气势和胸怀，正是汉赋所独具的风格。这种风格在王褒、扬雄的赋作中得到继承和发扬，进而为汉大赋的创作定下了壮美的基调。陈子昂大力倡导汉魏风骨、风雅寄兴，他的组诗《感遇》《蓟丘览古》《登幽州台歌》诸篇慷慨激昂、骨气端翔，铮铮有金石声。陈子昂诗开启盛唐之音，本身充满了浪漫的气质和崇高的风格。李白最能代表中国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崇高气质，他那傲岸群雄的不羁性格，追求自由个性的精神，天马行空的创作范式，奇特大胆的想象，无不是盛唐气象的典型表现。苏轼是继李白之后蜀中最有影响的作家，也是最接近李白气质的巴蜀作家，后人推为豪放词派之祖。张孝祥意气豪迈慷慨，平生善诗工词。其词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为豪放派词中坚。这些不同时期的巴蜀作家，创作体裁与内容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同样的崇高壮美风格。

　　巴蜀文学多才女作家。中国古代文学史算得上是一部男性创作史，古代女作家寥寥，但巴蜀文学却不乏女诗人，甚至代有其人。如汉代的卓文君，唐代的薛涛，五代的李舜弦、花蕊夫人与黄崇嘏，宋代的蒲芝、史炎玉、谢慧卿，明代的黄峨，清代的王淑昭、林颀、沈以淑、左锡嘉、梁清芬等。巴蜀多女作家的一个前提是家族文学的兴旺，从宋代眉山三苏起，直到清代绵州三李，中间出现数量众多的文学家族，这是巴蜀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此外，巴蜀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藏羌彝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和睦共处，在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中，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学作品。

　　作者：王永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1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