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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空维度看巴蜀文学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9-03-11 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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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蜀文学的发展历经两千余年,在中华文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间的发展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着多个阶段性,呈现出多姿多样的发展面貌。

  巴蜀文明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蕴深厚。巴蜀文化与巴蜀文学的发展并非同轨运行,直到西汉文翁入蜀兴学,巴蜀文学才逐渐发展起来。令人诧异的是,巴蜀文学刚刚起步时,就出现了以蜀中四贤为杰出代表的作家,掀起了文学高潮,中间没有酝酿期,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晋代左思《蜀都赋》称赞道:“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晔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绚道德,摛藻掞天庭。夸四海而为隽,当中叶而擅名。”汉代巴蜀文学的代表是汉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羽猎赋》《蜀都赋》,王褒的《洞箫赋》,流风所及影响汉代的辞赋创作。上述各篇尽管描述的内容不同,但辞赋辞采飞扬、体制宏伟都是一致的,代表了汉帝国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魏晋有南北之分,南朝诗歌创作兴盛,而蜀中却无一知名作家,仅少数旅蜀诗人如张载、左思有些诗歌描写蜀中山水与风物。到了唐代,巴蜀文学重新又焕发出光彩,迎来了又一个文学高峰。陈子昂在唐诗发展史上的贡献如日月高悬,彪炳千秋。唐代两个著名诗人李白、杜甫,前者生长在蜀至二十四岁始离开四川,后者旅居巴蜀达九年,其绝大部分诗歌创作于四川,尤其是律诗名篇。其他如李颀、张素卿、仲子陵、薛涛、苏涣、雍陶、符载、朱湾、唐求等,都以诗歌擅名。五代时期四川为地方势力割据,但文学创作呈现出兴盛局面,尤其是后蜀时期,西蜀成为词创作的中心。《花间集》收录的18位词人除皇甫松、和凝与蜀无涉外,其余皆活跃于五代十国的后蜀,如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顾敻、牛希济、欧阳炯、孙光宪等,花间词派影响后世词曲创作。

  宋代是继唐代之后巴蜀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高峰。宋代对文官的优待以及崇文轻武政策,加上五代末期大批文人入蜀,使四川人才济济,导致宋代巴蜀文学繁荣昌盛。苏舜钦、三苏、田锡、张俞、文同、韩驹、唐庚、张孝祥、魏了翁等,都是宋代文坛上的名流。这种繁盛局面维持到宋端平三年(1236)蒙古铁蹄南下破蜀,便发生了变化。从元代到清代,四川遭受多次战争创伤,人口急剧减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均遭到重创难以复原。加上明清时期经济与文化中心向江浙转移,经济的衰退导致文教的式微,元明清时期巴蜀文坛难以如唐宋时期辉煌,但也出现了元代虞集、明代杨慎、清代张问陶、李调元、彭端淑等著名作家,成为巴蜀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抹余晖。

  上述情况可以将巴蜀文学的发展划分为三盛二衰几个阶段。据各种书目文献统计,汉代巴蜀作家约有40位,唐代约有80位,宋代约有400位。而且这些作家中名家不乏其人,在当时的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魏晋和元代,巴蜀文坛显得略微沉寂,几乎没有知名的作家。出现这种巴蜀文坛盛衰周期的原因有多种。汉、唐、宋三朝是中国封建时代发展的鼎盛期,同样也是巴蜀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期,此时巴蜀文学的发展与全国同步,谱写了辉煌的乐章。

  巴蜀文学的发展从汉代开始,便具有多姿多彩、敢为天下先的显著特点,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巴蜀作家往往具有创新精神,站在当时文学创作的最前沿,作品代表了整个文坛的最高成就。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向来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说,而其中汉赋、唐诗、宋词的杰出代表者就是巴蜀作家,从而独领风骚而万世流芳。汉赋是在司马相如手中定型的,他的辞赋创作完成了从骚体赋到散体大赋的转变,为汉代辞赋创作奠定了基础。唐诗中的杰出作家陈子昂、李白,在促进唐代诗风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最高,他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代表了盛唐诗创作成就。薛涛是唐代最为出名的女诗人,与宋代李清照一样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杰出女作家代表。五代时期西蜀成为词创作的中心,欧阳炯、孙光宪、李珣等都是当时最著名的词人。宋代巴蜀作家又一次引领风骚。苏轼的诗、文、词创作代表了宋诗、宋文、宋词的最高成就,成为宋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唐宋八大家巴蜀就占了三位,雄踞宋代文坛。

  上述巴蜀作家都是在离开四川后才扬名于世的,但也有一些作家是入蜀后才声名渐显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自古诗人例到蜀”。“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诸人皆曾入蜀。盛唐两位边塞诗人高适和岑参,也都来四川为官,留下了许多吟咏蜀中山水风物的诗篇。杜甫为避安史之乱到四川定居,足迹踏遍蜀中各地,在这里写下了近九百首诗,其中就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赠花卿》《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咏怀古迹五首》《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秋兴八首》这样的名篇。杜甫的七律是在蜀地定型的,同样也代表了唐诗中七律的最高成就。白居易在忠州刺史任上写下了《竹枝词四首》,后经时任夔州刺史刘禹锡的大力变革,创作出《竹枝词十一首》,这种诗体大行其道。此外,元稹、贾岛、李商隐、温庭筠、韦庄、李珣、孙光宪、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著名唐宋诗人都曾入蜀。陆游不仅留下了《入蜀记》《天彭牡丹谱》,表示自己“心未尝一日忘蜀”,而且还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

  无论是走出夔门的本地诗人,还是自外省入蜀的文人,似乎都能沾染到蜀地的灵气,写出优美壮丽的诗篇来。巴蜀作家似乎天生具有浪漫气质,巴山蜀水钟灵毓秀,古蜀大地悠久的神话传说孕育了诗人们的丰富想象。在创作方法上偏向于浪漫主义,在风格上偏向于崇高壮美,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汉赋和唐诗最能显示巴蜀文学的崇高壮美风格。司马相如在《答盛览问作赋》中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总结出其赋作崇高宏丽的美学特征,仰观宇宙、俯察万类的气势和胸怀,正是汉赋所独具的风格。这种风格在王褒、扬雄的赋作中得到继承和发扬,进而为汉大赋的创作定下了壮美的基调。陈子昂大力倡导汉魏风骨、风雅寄兴,他的组诗《感遇》《蓟丘览古》《登幽州台歌》诸篇慷慨激昂、骨气端翔,铮铮有金石声。陈子昂诗开启盛唐之音,本身充满了浪漫的气质和崇高的风格。李白最能代表中国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崇高气质,他那傲岸群雄的不羁性格,追求自由个性的精神,天马行空的创作范式,奇特大胆的想象,无不是盛唐气象的典型表现。苏轼是继李白之后蜀中最有影响的作家,也是最接近李白气质的巴蜀作家,后人推为豪放词派之祖。张孝祥意气豪迈慷慨,平生善诗工词。其词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为豪放派词中坚。这些不同时期的巴蜀作家,创作体裁与内容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同样的崇高壮美风格。

  巴蜀文学多才女作家。中国古代文学史算得上是一部男性创作史,古代女作家寥寥,但巴蜀文学却不乏女诗人,甚至代有其人。如汉代的卓文君,唐代的薛涛,五代的李舜弦、花蕊夫人与黄崇嘏,宋代的蒲芝、史炎玉、谢慧卿,明代的黄峨,清代的王淑昭、林颀、沈以淑、左锡嘉、梁清芬等。巴蜀多女作家的一个前提是家族文学的兴旺,从宋代眉山三苏起,直到清代绵州三李,中间出现数量众多的文学家族,这是巴蜀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此外,巴蜀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藏羌彝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和睦共处,在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中,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学作品。

  作者:王永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11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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