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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科举用书:一个亟须开拓的研究领域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3-01-07 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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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良中(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科举制度是我国隋唐以来国家人才选拔的重要措施,是一代人才的管辖。王安石于熙宁四年定贡举新制,经学一域“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确立了以本经及《论》《孟》取士的格局,元仁宗皇庆二年汉人、南人经疑于《四书》出题,用朱氏《章句集注》,又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疏注。”确立了《四书》与本经为科举考试内容,以及宗朱的思想倾向,为明清所承袭。《四书》义与本经义成为科举的基础,一时科举用书大量涌现,这是需要研究的一大领域,涉及经学史、教育史、文化史等多方面问题,是深入了解科举内容、经义文形式、国家人才选拔价值取向、士子精神养成、民族精神建构等内容的重要文献。

  《尚书》科举用书类型及经义文形制流变

  《尚书》科举用书有专门截取易出题经文作经义拟题,王充耘《书义矜式》《书义主意》为开端,陈雅言《书义卓跃》踵其后。有解《尚书》全经的,形成“讲”“意”“破”基本结构,林澄源《书经精说》、袁宗道《书经翼衷演义》可为代表,林氏书则融入科举真题,实用性极强。还有以蔡沈《书集传》为基础的高头讲章,多为两节版,上节刻作者的阐释,如吴亮《书经万世法程注》、夏长庚《书经便蒙讲意》等。更有基于蔡沈《书集传》补充丰富,这一类是纯粹的学术著作,兼顾科举,董鼎《书传辑录纂注》、陈栎《书集传纂疏》、胡广《书传大全》为代表。

  对考查科举经义文最有价值的是一二类,可见经义文篇章选择、经文截取中价值取向,经义文结构特点。宋以来经义文形制上有显著变化,宋魏天应《论学绳尺》已论及破题、承题、小讲、原题、讲题、结尾等结构,四库馆臣以为“实后来八比之滥觞”。元人倪士毅《作义要诀》记载了宋代经义文结构:冒子、官题、原题、大讲、余意、原经、结尾,行文重对仗,多冗长繁复。元代简化为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段结构。明初定八股体式,但学界对八股文有源于王安石经义、明太祖与刘基制定及起于成化等说法,宋元经义文虽有定律,但不是标准八股文。《明史·选举制》认为八股为“太祖与刘基所定”“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洪武十八年探花黄子澄会试卷“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犹存,文凡六对偶句,严格的八股文未成型。顾炎武指出“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成化十一年,会元王鏊会试卷“周公兼夷狄、驱野兽而百姓宁”已是标准的八股文,此后八股文就成为科举时文的通称,但明清两代科举时文并非完全遵循八股定制。袁宗道《书经翼衷演义》对一节经文处理为“讲”“意”“破”三大部分,“讲”主要在于疏通文脉大意,“意”重在阐明经文结构、关键词、核心精神,“破”就是如何破题。这种“讲”“意”“破”解经结构,显然是针对科举士子而作的。借此可了解经义文结构梗概。

  科举术语考查

  科举用书有很多专有名词,这些专有名词是科举时代的特殊产物,也是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理清这些术语是读懂这类书籍的基础。陈雅言《书义卓跃》提出了很多题格,如本效格、双放格、头脚格、双重格等等,为举子提供可以模拟的范式,是科举逐渐走向程式化体现。本效格是把一节经文分为两截,一为根本,一为效果。如《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此是“本效题。在克明俊德截,上一句是德之体,下六句是德之用。”尧明俊德是九族睦、百姓明、万邦和、黎民雍的根本,九族睦、百姓明、万邦和、黎民雍是明俊德的功效。本效是一种典型的题格,经义文以阐扬“本”为核心。双放格所涉经文或并列平举,或相反相成阐释则需平行展开。如《大禹谟》“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是典型的“双放题”,在“莫与争能”截,上截是言不矜及其效,下截言不伐及其效。头脚格是以人身为喻,“头”是纲,“脚”是具体的展开,体现为纲目结构,旨在处理语意有轻重的经文。如《伊训》“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方懋厥德”以上是一头,“罔有”至“不宁”是一脚,末句是一脚。君王德修则天道顺,万物各得其所,君懋德是一节纲领。陈雅言还提出了“下重格”,即后一截是经义重心;“双重格”上下截经文同等重要;“申重格”以譬喻为说,又需明言陈述。

  袁宗道则提出平看、重看、对看等术语。平看多指几句经文语意之间是并列关系,如《舜典》“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袁氏认为“四句或平看。”即四句是并列关系。与之相对的是“抑扬看”,即王充耘所谓“神有尊卑,故祭有先后,所以先上帝,次六宗,次山川,而后及群神。”鬼神以上帝为尊。“重看”是揭示经文需要着重阐释之处,经义文必须拈出经文语意重心浓墨重彩书写方能动人。《多方》“尔乃迪屡不静,尔心未爱。尔乃不大宅天命,尔乃屑播天命,尔乃自作不典,图忱于正”一节,“四‘尔乃’字重看。”经义要揭示出殷顽民反复无常,四“尔乃”反复以加强指斥语气。“对看”是揭示经文间或相互照应,或相反相成关系。如《洪范》庶征畴“以休、咎对看。”经文休、咎对说,经义文则需休、咎两扇展开。

  《尚书》义选篇及价值取向

  截取经文拟题的著作,其选篇选目与《尚书》乡、会试题结合,最能观照科举时代的价值取向。《尚书》科举拟题类著作对于经书篇目及内容有明晰的价值倾向,如王充耘《书义矜式》选取了《尚书》34篇94条,其《书义主意》截取《尚书》41篇200条,条目最多的三篇《洪范》《舜典》《大禹谟》。元代九科乡、会试出题《洪范》8次,《立政》4次,《大禹谟》《皋陶谟》3次,《益稷》《禹贡》《汤诰》《召诰》2次。据林源澄《书经精说》及侯美珍统计,明代会试中出题最多五篇《洪范》《益稷》《皋陶谟》《大禹谟》《立政》,乡试出题最多五篇《洪范》《大禹谟》《益稷》《禹贡》《舜典》。《洪范》作为治国大法出题最多,其次是记载嘉言善政的《大禹谟》《益稷》及含有大一统观念的《禹贡》,出题最多的几篇涉及三代善治,圣君贤臣的德政及功业。

  不拟题篇章各代基本相同,王充耘《书义矜式》未拟题有二十四篇,《书义主意》未拟题十七篇,陈悦道《书义断法》未拟题有十六篇。据侯美珍统计及林澄源《书经精说》,明代今存会试六十二科335道题、各地乡试1696题,乡试完全不出题的有《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顾命》《秦誓》七篇,会试不出题的多出《五子之歌》《胤征》《微子》《泰誓(上、中、下)》《金縢》《大诰》《微子之命》《蔡仲之命》《费誓》十一篇,乡、会试不出题共十八篇。诸《誓》或指斥昏君无道,或敌方失德,或严军纪以戮孥为诫,口气森寒,具杀伐之气,不合儒家思想。至于汤放桀、武王弑纣更是执政者大忌。儒家罕言征伐之事,《大诰》讨叛词气严厉,除诸《誓》外,篇中凡涉诛伐之事皆不出题。《五子之歌》批评太康失德失位,《西伯戡黎》《微子》指斥商纣王昏庸误国,《高宗肜日》载祈神徼福之事,很难有正面价值观念阐发。《金縢》载周公与成王微妙关系常为后世僭主利用,《顾命》《康王之诰》涉及君王之死,皆为大忌讳。《文侯之命》平王暗弱之主,不可为天下式。整体思想有违碍的篇章就很难出题了,局部有价值的话语无法改变思想观念的整体缺陷。

  同理,整体有价值的篇章,局部话语有违碍也会被搁置,或不合今制或思想有碍现实,如禅让之事、征伐之言、君臣师友等,于帝王专制时代多有违碍。如《二典》禅让之事绝不出题,《洪范》第八畴咎征经文多凶恶字样,有违正大光明之旨。经义拟题多针对修齐治平、任贤远佞、敬德慎刑等内容,经义文书写注重发掘崇高思想、宏大意义,如《虞书》载圣君尧、舜、禹及贤相及皋陶、契、稷之行事,经义文则重在发掘圣贤精神,如作《舜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题须“说出圣人气象方活动”。倪士毅谓“唐虞题目须要识得他气象浑厚处”,盘庚迁殷、周诰诸篇,经义文“须要见他忠厚处”,发掘出天子宽厚仁爱精神。科举以正面思想引导人,不仅是价值考量,也有政治因素,历史上不乏因出题而招祸者。永乐七年会试,邹缉等出题有《孟子节文》《尚书·洪范》九畴,被御史核奏,亦罪考官。嘉靖二十二年,山东乡试以“无为而治”为题,大结用“无作聪明以乱旧章”,“皇上震怒,以为诽谤,而御史逮捕,卒毙杖下。”《尚书》不出题或极少出题的篇章,从文体看,“誓”类指斥讨伐对象败德乱政、申言军前纪律,有杀伐之气,基本不出题。如果纯粹从应试视角读书,就必然遗落经书大量内容。

  细考经义篇目选择,可见其鲜明的价值导向,有对士子治国理政的思考能力及思想境界的考查,且潜含士子向朝廷建言献策的思考,是驱动士子价值认同建构的方式,对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有重要意义。

  科举经义书的价值再思考

  经义考试需要对本经和《四书》有充分的了解,对儒家思想文化、历史知识有深入的了解,读经对于举子知识建构、品行涵养、社会担当精神等都有深刻影响。举业是士子晋身、实现其人生价值和理想的重要方式,隋唐以来以举业取士,形成了“士虽有圣贤之学,尧舜其君之志,不以是进,终不大行于天下”的格局,王阳明称举业为“士君子求见于君之羔雉”,举业与德业并非对立关系,明人黄希宪认为举业、致道为一事,“苟其心致道也,终日举业,莫非德性也。”取决于士子对待举业的基本态度。科举考试的倾向性、经义文的程式化使拟题成为可能,导致急功近利者可以不读本经,而直接请人拟题撰文,举子只需熟记文稿便可取得功名,这种应当是科举中的极端现象。顾炎武谓士子“《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在科举三场考中,纯粹靠押题背题取胜,这几乎是痴人说梦,对于科举的这类批评是偏激片面的。经义文借经作文,不能契合圣贤大义,有害经义的理解是存在的。过度放大科举的负面性,无法了解经义考试对于个人价值观塑造,《五经》义及《四书》义构成了科举时代民族价值体系、民族文化认同建构的责任,这是需要认可的。

  从经学和学术的视角来看,科举经义类著作在创新性、典要性上则有严重缺陷,依朝廷颁行的标准注本做文,创新性少;试策依据经文及经注敷衍成文,无典要可言。作文技巧是其核心,经书注疏提倡典要创新,经学研究者不关注甚至鄙弃这些文献,是在情理之中的。经义文破题、承题、讲题、结题具有严格的内在逻辑结构,正、反、合多视角的言说,同一问题的不同切入点对于士子高度概括、精确表达、逻辑思辨和多视角认识问题的能力养成具有重要意义,举子通过经义写作可以精确地把握经典、理解程朱理学精神,这对于士子价值观形成和文化认同建构有重要影响,儒家思想观念由此浸润其精神世界,以此凝结为民族基本精神。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7日 11版)

[ 责编:孙宗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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