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达（辽宁大学文学院讲师）

　　二十世纪初，经鲁迅、胡适、郑振铎等民国学人不懈探索，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得以成为专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经问世，便广受学界瞩目，影响深远。不仅两岸三地后辈学人竞相模仿，亦引发海外学术名宿热烈讨论。自鲁迅以降近百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虽成果丰硕、各有特色，而整体框架和研究思路都师法鲁迅。可以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仍处于“鲁迅时代”。

　　八十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俨然成为文学研究的新风向。“重写文学史”旨在“补遗”，重新审视、评估已有的文学观念或结论。受此影响，研究者萌生了“重写小说史”、走出“鲁迅时代”的想法。回顾鲁迅的古小说研究，不难发现学术来源的多样性。一方面，《中国小说史略》继承了明、清两代学术遗产。另一方面，鲁迅小说史植根于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下，深受西方文学理论影响，具有鲜明而深刻的时代性。时代的浪潮一旦褪去，后来者便能发现，有待商榷之处不少。试举一例。《中国小说史略》受西方叙事文学理论影响较深，以叙事文学之“小说”为标准衡量、评价中国古代小说，以小说叙事手法成熟与否作为小说文学性高下的评判依据，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古代小说发展的实际情况。

　　因此，“重写小说史”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学术演进的必然要求。新文献、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整理，也使“重写小说史”成为可能。文学、文本研究的深入、细化，使“重写小说史”变得可行。新范式、跨学科研究的引入、交融，使“重写小说史”更具有价值。以上三条路径，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

　　首先是新文献、新材料的发现、整理。文献之“新”，实有两层含义。一是发现新文献，包括新的小说作品、未见收录的新版本、新的小说史料，弥补了小说史写作中缺失的环节。二是对旧文献的新解读，于已有材料见新意。先说前者。实际上，二十世纪初古代小说研究甫成专学，就面临文献不足的窘境。郑振铎叹曰：“小说戏曲，更是国内图书馆不注意的东西，所以要靠几个国内图书馆来研究中国的小说戏曲，结果只有失望。”（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小说、戏曲文献不足，概因文献留存的不完整性。小说向来被视为“小道”，本就处于边缘地位，得不到重视。与诗文相较，小说写作具有一定随意性，骋才炫博、打发时间，作品常常得不到妥善保管，多有佚失。到了明、清两代，创作小说有时还能招致祸端，作者不得不改名换姓，部分信息亦脱落难寻。久之，许多小说难辨作者、版本。遑论收集、刊刻、评点、阅读，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造成小说文献的不完整。小说文献的缺失，导致小说文本的割裂与混乱，给解读古代小说、评估其文学性带来了不少困难。新文献、新材料的发现，弥补了上述缺失、不足，使小说研究更具有说服力。

　　具体而言，新文献的发现对“重写小说史”有两重意义。第一，重溯古代小说的源头。放马滩、清华简、上博简等出土文献的发现、整理，促使研究者思考古代小说的本源。李学勤先生认为放马滩秦简“有志怪的性质”，要为确论。有学者更进一步，将放马滩志怪视为“志怪小说的嚆矢”，弥补了秦代志怪的空白。如是解读放马滩志怪，是重溯古小说源头的一种尝试。对清华简的释读也有类似情况。举例来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三册第八篇《赤鹄之集汤之屋》，有研究者从人物关系、故事情节、语言运用、文学功能四个角度，认为《赤鹄之集汤之屋》大体符合虚构故事基本特点，而且还初步具备了文学小说的特征，由此认定简帛内容属于小说，“有可能改写先秦无小说的观念。”此论引发了激烈讨论，无论是否成立，都反映出学人追溯古代小说源头的努力。第二，填补了小说史的“缝隙”，使“重写小说史”成为可能。小说文献的阙如，使小说史的许多环节缺乏必要的支撑。新文献的发现，完善了小说史叙述缺失的逻辑链条，使立论更加严谨可信。上世纪初敦煌千佛洞发现了两万余卷的藏书，经学者整理出俗讲、变文、话本、故事赋等多样文类。俗讲、变文的出现，一方面展现了活跃于中下层群体间的小说创作，使研究者得以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及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俗讲、变文意味着一种不同于文言小说的文体形态开始形成，尽管不成熟，仍可以视为白话小说的先声。如此一来，由唐入宋、由文言向白话，既往小说史写作当中空缺的部分，得到了补充。北大汉简《妄稽》的发现，为汉代小说研究补充了新的文献依据。从内容上看，《妄稽》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从语言上看，《妄稽》与说唱活动有密切关系。俗赋的出土，说明汉代小说发展进程远较小说史叙述复杂。汉代俗赋的民间性、娱乐性，似乎与后代史传记录的“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听一枝花话”一脉相承，勾勒出民间说唱文学演进的线索，提醒研究者留心口头文学、说唱文学与古代小说的承继关系。上述新材料的发现，反映了古代小说发展绝非线性的进化，具有多元性。这正是“重写小说史”，反思小说进化论的意义所在。

　　当然，“重写小说史”不能依赖于小说文献的新发现。小说史的更新，更需要从已有文献中寻觅新意。这便要求研究者抱持问题意识，沉潜到文本当中，细读文本。举例来说，《西游记》的主题。鲁迅、胡适认为《西游记》系“游戏之作”。因鲁迅、胡适巨人般的存在，“游戏之作”的观点很快成为定论。明清两代“证道之书”的观点遭到摒弃，后又被“农民起义”“反抗封建”所取代。直到很晚近，学界才重新审视“证道之书”的合理性。学者仔细爬梳文本，发现许多能够支持“证道之书”的论据，如车迟国虎力、鹿力、羊力大仙，悟空与须菩提师徒名称的由来，说明《西游记》与全真教的紧密联系。如果不是谙熟文本，就很难发现上述细密之处。

　　以上所述，系文献之“新”的双重含义。尽管文献整理有其极限，面临重重困难，小说文献学仍不失为“重写小说史”的基础。对文献的持续关注，既是小说研究者的基本素养，也能够引发对什么是中国古代小说、如何认识古代小说的思考。

　　其次，文学研究的深入，使“重写小说史”具有可行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为小说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无论是文学的内部研究还是外部研究，都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古代小说史著作大量涌现，有的是通史，有的是断代史、专门史。经过实践，新一代学者渐渐意识到鲁迅小说史的时代性，“重写小说史”开始成为新一代学者的共识。方法论的更新，打开了古代小说研究的学术视野。很多既往研究忽视的、不被视为“问题”的问题，受到瞩目。学界开始检讨、反思鲁迅的文学观、小说观，提出鲁迅小说史深受文学进化论影响，将文学体裁视为生物体，同样经历着萌芽、生长、开花、成熟、僵化以致最后衰亡的全过程。具体到古代小说研究，志怪小说是中国小说发展的萌芽，传奇是中国小说发展的生长阶段，明清白话小说是古代小说发展的高峰。古代小说的演进，是由低级向高级、粗糙向精致，简单到复杂的线性过程。如前所述，鲁迅、胡适这一代学人，意欲以小说开启民智。“小说界革命”，将小说、戏曲的地位提高到诗文之上，又将通俗易懂的白话小说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实际是希望借小说影响大众。作为救亡图存的尝试，体现了鲁迅等前辈的良苦用心。一旦脱离特定时代背景，结合上世纪以来出土的新文献，能够发现古代小说绝非单一、线性发展。如果推翻小说进化论的文学观，那么古代小说史写作必将呈现新的样貌。文学观的迭代，是“重写小说史”的前提。近二三十年来，对小说概念的检讨，是文学观转向的具体表现。西方文论中的“小说”与传统学术话语中的“小说”并非完全对应。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小说”属于子部，大多具有内容驳杂，形制短小的特点。子部小说虽不乏情节婉转、叙述曲折的作品，总体而言仍与西方叙事小说不同。考虑到子部小说的实际情况，虚构叙事并不必然属于文学叙事，具有虚构内容的文本并不一定都是文学性的文本。以叙事手法成熟与否来衡量古代小说文学性高下，本是强人所难。何况，经典叙事学研究也未必完全适用于古代小说领域，尤其是先唐小说。先唐小说恰恰是抑制文学想象的生发，并不讲求文学性的，故叙事学作为理论工具，常使研究者束手缚脚，难以施展。性别叙事、空间叙事，亦不时有强加阐释之嫌。除叙事学外，故事形态学、文体学研究的勃兴，为“重写小说史”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制造出新的问题。

　　最后，跨学科研究为“重写小说史”开辟了新的道路。从学术传统看，古代小说研究应属于历史研究（最广义上）的一部分。将古代小说视为“来自民间的社会史料”，已经积累了很多成果。然而，史学研究通常只是将小说视为考察典章制度、社会文化、物质生活、宗教活动的材料，或对小说加以史源学的检讨，极少将古代小说视为兼具文史意义的复合文献。与之相对，文学研究过度强调古代小说的文学性，对小说的社会文化意义有所忽视。单一的文学或史学研究都存在局限，阐释力不足以推动古代小说研究转向。只有将古代小说还原到历史语境中，才能充分认识小说文体性质。新史学的引入，提醒研究者留心古代小说与社会文化、古代士人知识结构的关系。文化史研究将小说文本还原到多元纷繁的历史语境当中，借以窥视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古代小说的很多特质难以归类，只有突破单一的文学研究或史学研究，才能把握古代小说的文体特征。知识史研究试图揭示古代小说与其历史语境、知识背景的联系，还原一个在古人看来不言自明的具体的意义与价值判断系统。作为知识史、科技史分支的博物学研究也将目光投射到古代小说当中，深入挖掘古代小说与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学术之关系。跨学科、多视角的交叉研究，不仅提升了古代小说的文本价值，也有助于考察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思想与行为模式，进而影响对古代小说的评判，推动小说史写作向前发展。

　　总的来说，回顾近百年来的古代小说研究，不难发现一味地用符合西式标准的内容来构建相似的学术体系，不加思辨地盲目套用，就会出现违背古代小说实际情况的谬误。小说史写作中出现的谬误，显示出“重写小说史”的必要性。“重写小说史”的目的，是回归中国语境，从古代小说的实际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小说研究体系。在借鉴、吸取西方学术成果的同时，要避免完全以西方学术话语框范中国文学研究的现象，突出古代小说研究的民族性与主体性，是“重写小说史”的意义所在。新文献的发现、旧文献的新解读，文学研究的深入、跨学科研究的交融，是“重写小说史”的路径。

　　《光明日报》（2024年01月2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