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本期主持：李世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期主题：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

　　主持人语

　　土司制度的历史地位、改土归流的历史作用，一直是土司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土司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适应了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和社会整合需求，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与实践，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治理与发展，是中华文明融合发展的鲜活体现。而改土归流作为土司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带动了边疆体制的变革，增强了政治统一性，同时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夯实了“大一统”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总之，土司制度的推行及其变革，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成为西南边疆稳定、民族关系和谐的重要历史因素。

　　作者：李世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重新认识土司制度，可以看出，土司制度是加强边疆与内地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养成。

　　土司制度是加强边疆与内地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土司制度的建立，改变了西南各民族自为君长、各据一方的状态，它的出现，是西南各民族从“化外”到“内属”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土司制度是一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加强。它的推行，使西南各民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更为紧密，交往更多，交流更频繁。如土司制度规定，各地土司要定期进京，土司必须“赴阙受职”（《明史·土司传·序》），即亲自到京师办理承袭事宜；土司子弟可入京师国子监学习，这使土司家族来往京师成为一种常态。

　　土司作为中央政府在当地统治的代理人，对地方事务进行了较为有效的管理。例如为了便于与内地的联系，他们常有修治道路之举，元代建昌路女土司沙智，就因治道立站而立功。同时，中央政府也将治道立站作为土司的一项职责，如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世祖“诏谕乌蒙路总管阿牟，置立站驿，修治道路”（《元史·世祖纪7》）。明初贵州水西女土司奢香曾入朝并受到朱元璋的慰抚，表示要“效力开西鄙”（《明史·贵州土司》），回去后遂修官驿大道。这些都为进一步加强边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西南地区和内地民众在经济上的互通有无，也成为各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如云南一些地区缺盐，以致“盐价最昂，石值白金一斤”（陈鼎：《滇黔土司婚礼记》）。因此，内地盐商即长期运盐入滇。同样，川盐入黔也成为常态，而内地对西南地区的木材、良马、药材的需求也很强烈。

　　土司制度的推行，给西南地区带来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内地民人的大量迁入，使该地区的民族成分发生了变化。如云南，自元以后即有汉人、蒙古人、回人迁入。明清以后迁徙而来的汉人逐渐增多。据乾隆年间在云南任官的吴大勋记载：“滇本夷地，并无汉人……至今城中皆汉人，山谷荒野中皆夷人，反客为主，竟成乐园”（吴大勋：《滇南闻见录》上卷）。另如贵州，自明永乐年间设布政司后，内地汉人相继迁入。入清以后，进入贵州的内地民人也越来越多。在这些地区，各族民众或同村而居，或贸易往来，大大促进了民族间的通婚与融合。如汉人陈鼎于清初到云南后，即与龙氏土司女结为婚姻，且作有《滇黔土司婚礼记》。贵州的土人也“与军民通婚姻”（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即使在清政府控制很严的情况下，也还有旗人脱旗籍与土司族属通婚之现象。这种民族间的通婚，大大加快了民族的融合。

　　土司制度为增进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提供了条件

　　在土司制度推行的同时，明清两朝极为重视土司地区教育与科举的推行。明初政府即表示，土司“既入版图，即同王民”（《明太祖实录》卷90，洪武七年六月甲戌），表明了对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民人一视同仁的宗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诏诸土司皆立儒学”（《明史·太祖纪3》），以培养土司子弟及少数民族子弟。同时允许土司子弟、族人入京师国子监读书，时称“土官生”，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四川建昌卫土司“安配遣子僧保等四十二人入监读书”（《明史·四川土司1》），其入监人数是相当可观的。正德以后，书院大兴，土司地区亦建书院，对普及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凡入学成为生员者，均有机会参加本省乡试。清代，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子弟专设“苗童”“瑶童”等入学名额，以确保他们得以入学。顺治十六年（1659年）定，应袭土司年满十三岁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清世祖实录》卷126，顺治十六年五月壬午）。这一规定造就了清代的土司多有生员身份，一大批世袭土官都有科举功名在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清代的义学在西南各省的发展尤为突出，主要是教诲土司子弟及少数民族子弟，在文化方面加强了对西南各族人民的教化，从而在思想上强化对大一统的认同。

　　教育、科举制度的推行，在土司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是土司及家族积极接受汉文化，如云南丽江土司木氏即是典型，明代的几位土知府木公、木增、木青等人对诗文都有较高的造诣。徐霞客至丽江时，土司木增请其教授子弟。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贵州黎平府亮寨长官司长官龙绍俭因土司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要求参加本省乡试，“以汉官之前途远大，而土职之上进无阶，冀与汉人同列土绅”（晏斯盛：《楚蒙山房集·土司乡试》），得到了雍正帝的批准。这是土司文化认同的典型事例。在土司家族的影响下，少数民族子弟也积极向学，纷纷参加科举考试。有学者统计，云南在明代出了261名进士，其中少数民族进士有49名；清代有681名进士，其中少数民族有84名（刘明昆：《明代云南科举研究》）。

　　此外，历代王朝对土司的赐名、赐姓等方式，也促进了土司的文化认同，如播州土司杨汉英被元政府赐名赛因不花。明初，云南纳西族土酋归附，除授丽江土知府外，还赐姓木。其他如刁姓、曩姓、罕姓土司均为赐姓。而土司对赐姓的接受和重视，也表明了其对中央政府的归顺和对汉文化的认同。其后，诸多土司的家谱均记述祖先为内地之汉人，“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师范：《滇系》卷7），即是明显的例证。作为民族地区，西南地区一直相对稳定，这与在该地区发展教育、开科取士是分不开的。

　　土司制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发挥了历史作用

　　西南地区各民族一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司制度的推行，为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发展发挥了历史作用。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重要的在于对国家的认同。当土酋归顺朝廷后，即授以土司之职，使其成为世袭的地方官，并允许他们管理自己的领地。在中央政府的确认、保护下，土司可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利益不被其他势力侵夺。因此，土司有了归属感，往往主动靠近中央政府，希望以中央的权威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土司制度的确立，使昔日之酋长变成了土司，看似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但背后的变化却是巨大的，即土司必须“奉正朔”，承认中央政府的正统地位，同时需要交纳赋税，承担应负的责任和义务。正是这样一种关系，使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观念越来越强烈，西南各民族都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土司制度中的许多内容也推动了“土民”即广大少数民族民众的国家认同。如朝贡就是增强西南少数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活动。各地土司定期或不定期到京师朝贡，他们带上家乡的特产，或数人，或数十人、上百人，不远数千里赶赴京师。而中央政府则以“宜厚其赐，以怀远人”（《元史·仁宗纪1》）为宗旨，给土司以优厚的待遇及盛情的接待。清乾隆年间实行年班制度后，尽管只有四川的土司及族属来京朝贡，但他们不仅受到沿途各省地方官及民众的款待，到京师后也往往与同时前来的西北、西藏、东北各民族及蒙古族的朝贡者在一起，共同赴宴，共同观赏朝廷安排的表演。元明以来，云南等地向朝廷进贡的驯象送到京师后，安置在宣武门西城墙附近的象房。后来这里被称为“象来街”。云南景东县，原为景东土府，一直有贡象的传统，这给景东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

　　土司制度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土兵征调，或抗击外寇，保卫疆土；或平定内乱，稳定地方。被征调的土兵均为少数民族的平民百姓，他们在为国征战过程中对国家的认同感不断增强。明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明廷就调集了广西、湖广等地的土兵上万人，他们奉调出征，充分反映了他们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把保家卫国视为自己的责任。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西双版纳地区遭到缅甸的入侵，各族人民奋起反抗，与清政府的军队并肩作战，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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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0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