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著评介】

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一种文献学研究》评介

杨学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市哲学会会长）

　　随着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以下简称MEGA2）的编辑出版及其在中国的引进，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兴起了“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热”，并且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不久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侯才教授编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以下简称《形态》）“费尔巴哈”章的一种文献学研究——文本重建、文字判读和文献学问题考证》就是这方面的一部典范之作，其所取得的成就和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形态》“费尔巴哈”章的主要作者、写作动因和“原始论题”、文本性质、文本构成、文本编序、文字判读以及专业语词汉译等一系列遗存的文献学难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辨析。该书通过充分的考证和论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和论断，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通过对马克思1846年8月1日致列斯凯的信和1847年12月9日致安年柯夫的信，魏德迈1846年4月30日致马克思的信，以及恩格斯1846年8月19日和10月8日致马克思的信等历史文献的考察，肯定马克思是“费尔巴哈”章的主要作者，从而否定了广松涉在其《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一文中所提出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出自恩格斯的独创性见解”的观点，以及MEGA2《形态》先行版编辑者陶伯特所主张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费尔巴哈”章具有“同等地位的作者”的观点。

　　二是，通过体例、内容和文风等诸方面的考察、比较和分析，判定被MEGA2《形态》先行版和正式版收入“费尔巴哈”章正文，并被署名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费尔巴哈》文稿，其实是恩格斯所作关于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的札记，并不属于“费尔巴哈”章的原初文本。

　　三是，通过对马克思1846年8月1日致列斯凯的信，特别是对燕妮回忆录《摩尔和将军的动荡生活概述》中相关记述的考察，确认《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本计划中出版的一部两卷本著作，从而否定了俄罗斯学者戈洛维娜所提出并被MEGA2《形态》先行版编辑者陶伯特和正式版编辑者胡布曼所认同的文本性质判断，即认为它是为筹办中的某种季刊而准备的一些文稿（文章的汇集）。

　　四是，通过运用“费尔巴哈”章手稿的高清照片对手稿墨水纸张编码的字迹、颜色等进行比对，以及与伯恩斯坦的铅笔编页进行对照等，判定小束手稿的纸张编码1-5均为恩格斯所标记，而非如MEGA2《形态》先行版编辑者陶伯特所断言，只有5或5和3为恩格斯所标记，而1、2、4则为伯恩斯坦所标记。进而依据这一判定，明确提出按照恩格斯纸张编码进行文本排序和编辑的方案。

　　二、按照恩格斯所标记的纸张编码顺序对“费尔巴哈”章诸文本进行重新编排，同时，对手稿文字判读方面存在歧异的逾百处字迹进行重新辨识、判读和勘定，从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MEGA2《形态》正式版等既有“费尔巴哈”章诸种德文文本的新版本。该书的主要做法是，将“费尔巴哈”章所包含的6个文本视为既相对独立又有机统一的整体，按照恩格斯所标记的纸张编码重新对其编序，不再对其进行结构上的分组或组合。将未被恩格斯编码、标记有“无法插入”铅笔字样的文本“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作为“导言”底稿的遗留文字，视为“费尔巴哈”章的最初开篇方案排在“导言”之后，而不再沿袭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编页将其排在文本“Ⅰ.费尔巴哈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之后。将被MEGA2《形态》正式版收入的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的札记排除在“费尔巴哈”章的正文之外。

　　同时，该书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手稿的高清照片，对既有“费尔巴哈”章诸种编辑版本在手稿文字判读方面存在歧异的逾百处字迹进行重新辨识、判读和核准，提出独立的判定意见，并据此对既有德文文本进行校勘。据笔者检索和统计，共涉及107处文字辨识和判读。其中，在充分肯定MEGA2《形态》正式版在文字判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时，也对其中的15处文字提出了不同的判定意见。此外，还有4处文字补充（为正式版所遗漏的文字）。

　　三、对经过重新编排和校勘而形成的“费尔巴哈”章的新德文文本进行了汉译和注释。与“费尔巴哈”章手稿文字判读密切相连的是该章德文原文的汉译。在既有的汉译本中，较有特色的译本是郭沫若版（1938年），克士（周建人）版（1941年），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单行本，198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以及孙善豪版（2016年）。该书在“费尔巴哈”章德文汉译过程中，注意充分吸收了既有诸种汉译本各自的优长，同时充分重视对哲学专业语词翻译的精准性，对观念体系（Ideologie）与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个体（Individuum）与个人（Person）、共同联合体（Gemeinschaft）与共同体（Gemeinwesen）等一系列重要概念进行了严格的甄别和区分。对某些重要或特殊的语词和句子的翻译，通过增加注释注出既有诸种汉译本的不同译法，以便读者比较和鉴别。

　　此外，在研究方法和著述体例方面，该书具有以下两个主要特色：第一，注意充分挖掘和利用相关历史文献和资料，将自己的观点和判断建立在可靠的实证基础之上。例如，对以前较为忽视的燕妮回忆录《摩尔和将军的动荡生活概述》给予了高度重视。该回忆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生平的历史记录，极有可能出于马克思的授意并经马克思本人亲自审定，因此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其中，燕妮不仅明确说明了《形态》写于1845年夏天，促使其写作的直接外部动因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且专门说明了《形态》是拟在威斯特法伦州出版的“一部庞大的著作”。然而，在既有的研究中，该回忆录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第二，在页面版式的编排方面，即分页、左右分栏、格式、右栏补充文字和批注所在位置等，都尽可能严格依照原始手稿相应页面的样式，并通过不同的印刷字体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字迹区别开来。

　　文献学研究是文本研究的根基，为文本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基础。而文献学研究的难度又极高，包括手稿笔迹辨认、外语水准、文献资料掌握、理论修养等多方面因素。侯才教授的新著基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对《形态》“费尔巴哈”章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种颇具特色的“费尔巴哈”章的学术版。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中文版《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卷）的编译以及对于该书本身的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1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