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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宗良(全国政协原委员)
在雷州半岛,长板凳叫作凳条。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凳条。上面放一盏点着的煤油灯,就成了写作业的小桌子。坐在旁边低矮的小凳子上,看上去像蹲在地上。
母亲看我趴在凳条上写作业时间长了,就说,油灯太暗了,歇歇眼睛吧。她把凳条上的煤油灯和书本拿到了小凳子上。
窄窄的凳条,可以平躺上去。我看着夜空,星星有些迷离,像无数个晕化的小点点,似乎正在慢悠悠地飘落。多眨几下眼,星星渐渐清晰。它们一颗颗的,数也数不清,悬停在深蓝的夜幕上。它们的闪烁,像轻轻的呼吸,又像低声的絮语。偶尔,流星忽然划破寂静的夜空,像有人在天边飞快地擦亮一根火柴。
母亲挪动小凳子,坐到了凳条边。她常说起星星和月亮的那些民间传说。这些故事,母亲小时候,外婆跟她讲过。顺着母亲举起的胳膊望去,那里有牛郎星和织女星,那里还有北斗星……母亲的手指尖仿佛触碰到了这些闪亮的星辰。
数着星星,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醒来时,头发似乎有些湿凉,抬手一摸,并没有露水。煤油灯不知什么时候被母亲捻灭了。灯罩被摘了下来,搁在小凳子上,母亲用一小把稻草,把灯罩上的烟灰擦掉了。
身边的母亲,浸润着朦胧的月光,给外公的对襟衫做布扣子。比长豆角细一点的卷布条,在她的手里被团成花生粒大小的布扣子。布扣子一粒一粒间隔着缝在开襟衫上,开襟衫的另一边,缝上同样用卷布条做的半圆形扣眼。
母亲左手捏紧下针的地方,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滑溜溜的缝衣针,在衣布上面扎一下,用力一摁,再从下面捏住针头连着线头拉出来,拉到头,针脚就结实了。母亲不用点灯,活儿都在那几根手指头上。
母亲手里的线越来越短,扬起的胳膊越来越低。绵密而轻盈的动作,摇曳着如水的月色。缝完最后几针,她的老雷州歌也哼唱完了。老雷州歌轻柔而哀怨,循环往复,好像只有一个曲调。她轻轻咬断线头,眼皮也不抬,说,回屋里睡吧。我不吭声,她也知道我醒了。她划了根火柴,点着了煤油灯。橘色的光亮渗到月光里,浮起一圈光晕。
躺到床上,捻灭了煤油灯。母亲回到院子里,不一会儿就传来了越来越低的洗衣声。
小煤油灯的灯座是个玻璃油壶,像个小葫芦。厚厚的瓶盖设计得简洁而精巧,中间有根白棉绳灯芯。一根带齿的铁线穿了进来,留在外边的一头弯成小圆圈,捻动它便可调节火苗的大小。瓶盖外缘涂成金色的一圈薄铁片,剪出了花,正好卡住下端收小了的灯罩。油壶和灯罩是粗玻璃做的,里面有些小小的气泡,泛着一点点蓝。
大煤油灯,是班主任家访后,父亲才买的。它的油瓶灯座大了,高了。变大的灯罩,顶端收紧后,拉出长长的圆管,像细小的烟囱。它防风了,明亮了,也费油了。
那时我读初一,初中附设在小镇的小学。班主任家访,事先没打招呼。父母开始忙活起来。母亲把小煤油的灯芯挑高,拨松,好让火苗燃得旺些,家里亮些。灯罩顶冒出了些黑烟。城里来的班主任,已习惯了煤油燃烧的呛鼻味。
班主任是位中年女教师,在她的眼里,每个学生都有优长。父母听不懂班主任说的普通话,也没听懂她学着说的夹生雷州话,却看得懂她的眼神。煤油灯橙红色的光亮里,班主任和父母,他们每个人的双眸,都澄澈而温暖。
班主任看了一眼小煤油灯,表情慢慢严肃起来。她从椅子站起来,蹲下来打量着我的眼睛,问,晚上写作业,看得清楚吗?父母看班主任蹲下来,有些局促不安,也跟着蹲了下来。他们不知道,蹲下来跟学生说话,是班主任的习惯。
班主任说,给孩子换盏亮一点的灯吧。
父母连忙点头。
第二天,父亲想装电灯,没办成。家里就有了这盏大煤油灯。
小镇里,有时会停电。电压低时,灯泡的光亮还不如煤油灯。早就装上了电灯的学校,依然离不开煤油灯。小学没有食堂,班主任在宿舍门边,用三块红砖支着铝锅,自己做饭。烟火呛得她流眼泪。
班主任左手抱着讲义,右手握着教鞭,走进了教室。她教的是语文和音乐。她的教鞭,轻盈又有弹性地点在水泥做的黑板上。笃笃的响声,不轻不重,清脆又带着一点轻柔。
一次,有个同学恶作剧,在讲台上挤了一些熟过了的香蕉泥。班主任却问:哪位同学愿意上来帮老师擦掉?全班同学都举了手。那个恶作剧的同学,耷拉着脑袋,自己上去用手擦掉了。同学们正等着看他怎么挨训呢,班主任却表扬了他的诚实和敢作敢当。班主任是个外地人,同学们怕她受委屈。劳动课全校一起上,到小运河水塘边学校的地里“学农”。班主任不会农活,班里有些同学平时调皮,这时却变得很懂事,抢在前头不惜力气干活。
高中毕业后,我到渔业码头的吹填工地打工。公社教办主任让人叫我赶紧回镇小学当代课教师。校长也带了话,要我顺路到市新华书店买些课本。学校教导主任开的清单,字迹笔画舒展,后来才知道这是赵体字。带话的人年纪比我父亲大,张口就叫我老师,我愣了半天,不敢答应。
进港的油轮,从巨大的胸腔里呼出短促而浑厚的汽笛声。有人说过,人是在一个瞬间长大的。
各年级欠缺的课本,加起来真不少,自行车后座的两边挂满了,上面又捆了高高的一摞。下坡惯性大,捏车闸不管用,我便用腰背使劲顶着。
上坡时,我弯着腰,身子压在车把上,生怕前轮翘起来。我的小腿肚子一次次地抽筋。自行车还是摔倒了,我躺在公路上,看着课本没摔坏,松了一口气。
初秋的风,从路边的甘蔗林吹来,没在身上停歇一下,又吹到了路那边的甘蔗林。我跟另一位年轻老师一起,用了之前的班主任留下的那间宿舍。
停电时,在她点过的煤油灯下,学着批改作业。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都是给学生做示范。我拿笔的手沉重了起来,每个字写得都很难看。
不久,我当上了班主任。班里一些学生自愿来校上晚自习,担心停电,都带着小煤油灯来。
晚自习后,我跟他们一起走到校门前小运河的涵洞桥,才停下脚步。他们怕灯火被寒风吹灭,把煤油灯抱在胸前。煤油灯的火苗晃动着,渐渐远去,像几颗星星,消失在小镇的小巷里。
我想明晚就去家访,让他们在家里用上明亮一些的灯。又不免担心:我只比学生大三四岁,能说服他们的家长吗?
高考恢复,小学里很多老师都参加了。离春季开学很近了,教办主任才急匆匆地给我送来了红色的录取通知书。他抑制不住惊喜,开心地说这又说那,没了平时的条理和稳重。之后,他叹了一声,说,本来要让你转正的,你又要上大学了……我点了点头,说,应该把名额给留在这里的民办老师。说着,眼眶里一下子潮乎乎的。
小时候,大人问我长大后要干什么,我的回答总是:“当老师。”那时我说的老师,是小学老师。
教办主任看着别处,像是在喃喃自语,说,那棵挂钟的凤凰树,快开花了。
哦,凤凰树又要开花了。我们学校的凤凰树。
凤凰树上挂的不是一口钟,是一块当钟使的厚铁板,也许以前挂过钟。值周的孩子,摇着手里闪亮的铜铃,有时穿着拖鞋,有时光着脚丫,绕着工字形教室群,眨眼间就飞跑了一圈,像一只低飞的燕子。预备铃声刚刚沉静下来,校长就敲响了树上的铁板。上课敲三下,下课敲两下。响声铿锵,裹着强烈的颤动。凤凰树花开时,震落一地的花瓣。雨后的地上,是一层白净的细沙。
我和我的学生们,曾在凤凰树下上过半天的课。那天上午第一节课时,教室的房梁忽然抖了一下,歪了。白蚁把它蛀坏了。我们不敢留在教室里,凤凰树下成为临时课堂。
灼热的阳光下,浓密的树荫在慢慢移动着,我们不时拉着凳子跟着树荫移动。厚铁板在头顶敲响时,响声像四溅的浪花。声音久久地颤动,同学们双手捂紧耳朵,等待它的离去。
40多年前,交通很不方便,我水陆兼程,走了一天一夜,才到了广州的大学校园,给父母写了第一封信,说,8块钱一大张的彩色饭票,裁出一摞单张的早、午、晚,管一个月的饱饭。系里每个月给我的人民助学金,差不多可以买两个月的饭票,足够用了。
行前父母叮嘱过我,到了学校,写封信回来告诉他们汇款的地址。母亲说,听说大学生的口粮是定量的,正是上饭量的时候,别饿着肚子。她说自己放不下心来。
离家前那个夜晚真短,母亲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没说完,院子里的鸡窝就传来鸡翅膀扑棱的声响。公鸡快要打鸣了。母亲说,孩子,睡吧,明天还要出远门,出那么远的门。
母亲背过身子,缓缓地捻灭了煤油灯,星光洒在蒲草屋顶上。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1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