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心语】 

　　作者：张绪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特聘研究员）

　　地中海文化圈中各古代文明的书写传统十分发达，将文字刻于石碑、泥板、陶片上的技术自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早期已臻成熟，古希腊罗马时期，铭文刻写现象更是司空见惯。根据刻写和展示对象的不同，铭文可划分为私人铭文和公共铭文。私人铭文包括墓志铭、题献、商业记录和财产标识等。公共铭文主要用作城邦事务的处理，内容以祭祀、嘉奖、法律和法令居多，城邦捐献名录也较为常见。

　　据统计，考古学家在德尔斐遗址中发掘出各类铭文约5000片，提洛岛考古中发现的铭文达3000片，以弗所考古发掘出的铭文数量大约为4000片，爱琴海众多岛屿上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铭文。迄今为止，雅典是发现铭文最为集中且数量最大的希腊城邦，考古学家在雅典及周围的阿提卡地区发现了大约20000片铭文，占古希腊铭文总数的1/5。其中仅古市集一处，自20世纪30年代集中发掘以来，就发现约7000片铭文。就研究成果而言，自19世纪20年代德国学者发起至今，两本集大成的铭文汇编《希腊铭文集成》（简称IG）和《希腊铭文补编》（简称SEG）收集了大约十多万片古希腊铭文。因此，法国铭文学家L.罗贝尔将以丰富铭文材料著称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称为“铭文文明”。

　　然而，在对待古希腊铭文的态度上，起初历史学家并不乐观，一些学者将与铭文相关的研究视为“猜测的学问”。英国古典学家本杰明·乔伊特在1881年发表的《修昔底德时期的铭文》中评价道，铭文研究“倾向于鼓励猜测习惯的养成，这已成为语文学走向堕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铭文研究的质疑绝不是偶然现象，英国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也在多卷本的《希腊史》中批评德国历史学家奥古斯特·伯克大量引入铭文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做法，称其具有“猜测”的风险。反对将铭文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声音很大，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学者们大都认为只有阅读像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传世文献，才是历史研究之正途。铭文在历史研究中不被重视，还有一个原因在于起步阶段研究方法尚不成熟。从事铭文研究需要具备扎实的古希腊语言基础和高超的铭文拟补技术。古希腊语阅读已经让很多人望而生畏，更何况对象是支离破碎的铭文，铭文拟补花费大把精力，最终却只能得到只言片语。

　　经过长达百年的发展，铭文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铭文材料整理越来越丰富且系统化，铭文研究者的队伍不断壮大，铭文被作为主要材料写进历史，铭文研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学者所排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AI技术被运用于铭文的识读，大大增强了铭文识读的便利性，铭文研究的前景更加让人期待。具体来讲，铭文具有哪些史料价值呢？

　　铭文与文献资料相辅相成，弥补了文献资料细节不足的缺点。传世文献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著作以及古希腊戏剧和传记作品共同构建了古希腊史的连续叙事，即使在不考虑铭文的情况下，研究者也能大致还原历史的脉络。然而，古代史家的英雄史观所关注的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及其评价。铭文材料则大不相同，有些铭文会关注政治和军事题材之外普通希腊人的日常生活。对于一场战争，史家可能只会叙述战争的起因、过程和结果，而铭文则补充了嘉奖令、动员令等细节信息。战争纪念碑也刻下了战争伤亡者的名单，这在大多数史家笔下可能仅是一组数字。此外，古希腊人将自己信奉的名言警句刻写在家用陶瓶上，这一有意无意的举动也让今天的研究者可以窥见古人的内心世界。

　　古希腊最为著名的铭文之一是德尔斐的青铜蛇柱。公元前5世纪，为了感谢阿波罗神在希波战争中发挥的作用，31个希腊城邦将各自城邦的名字刻在蛇柱上，以表达对阿波罗神的虔敬。蛇柱顶部分作三股，每股头上以蛇头装饰，构成一个三脚架。按照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1.132）记载，斯巴达国王波桑尼阿斯曾在蛇柱三脚架上刻下文字：“米底人被打败，伟大的波桑尼阿斯竖立了这座纪念碑，用来赞美福玻斯。”这段文字与蛇柱铭文相映成趣，共同还原了城邦联合在德尔斐祭祀阿波罗神的场景，刻有31个希腊城邦名字的铭文更是希腊世界共同迎击米底人的有力见证。

　　新发现的铭文还可以引导历史学家对关键事件进行重新解释。例如，以往的大理石雕塑都是以纪念男性和家族中的已婚女性的居多，但是阿提卡地区发现的弗拉斯科里亚雕像基座上的铭文“弗拉斯科里亚未婚已殁，诸神赐给她永久的名字考莱（少女之意）”，打破了学者长期以来认为雕像只为纪念男性和已婚女性而立的论断。又如，在古希腊社会中，女祭司被认为是神的代言人，可以传递神的旨意。通过古希腊著作的描述，学者们认为女祭司的选拔仅限于特定的族群。约公元前448至前437年间一篇有关女祭司与雅典娜胜利女神的法令铭文（IG I3 35）记载：“阿科斯提案：胜利女神雅典娜的女祭司[……]应从所有雅典妇女中[任命]，圣地应按照卡里克拉特斯规定的那样安装门。公卖官应在莱昂提斯部落担任主席团期间招标雇工。女祭司的薪资应为（每年）50德拉克玛以及公共祭祀（牺牲品）的腿和皮。应按照卡里克拉特斯规定的那样建造一座神庙以及一个大理石祭坛。”此铭文的发现表明，雅典娜胜利女神的祭司是从“所有雅典妇女”中抽签选出，而不是从特定家族中选任。这修正了古代史家和现代学者所认为的女祭司须出自固定家族的一贯认识。

　　统计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促使学者们积极挖掘某一类铭文的整体价值。丹麦古典语言学家和古典人口统计学家莫根斯·汉森收集了公元前403年—前322年间雅典集会的近800条法令：其中488条已被刻成铭文保存；68条在嘉奖令、墓志铭等其他铭文中有所涉及；另外的219条在古典作家的作品中被引用或提及。汉森根据收集的铭文推测出，这一时期雅典城邦共集会约3000次，通过各类城邦治理的临时法令约30000条。公元前454年前后提洛同盟的财库迁至雅典，雅典人开始将城邦联盟所收取的贡品的1/60作为“初果”敬献给雅典娜女神圣库。学者们根据铭文所列举的圣库贡品清单（IG I3 259—291）推算出城邦各部落贡金的总额，并进一步计算出雅典每一年的贡金数量。通过对某一类铭文或某一地区铭文的系统研究，古希腊城邦祭祀和管理的细节被当代历史学家揭示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考古实物和文献记载有所不同，铭文材料尤其是公共铭文史料价值的特殊性还在于其“官方档案”的属性。我们今天在博物馆看到的铭文，历史上都是时人容易接触到的，是古代城邦生活的一部分。铭文刻写是城邦信息公开的一种基本方式，内容是经城邦公民大会或议事会辩论结果的权威发布。以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法律铭文颁布为例，法律收集者将散布在城邦各处的法律统一收集，把存在矛盾或有疑问的法律提交给立法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才由书记员抄写，并交由刻工刻写公示。法律收集、审议、刻写、公布的整个过程与今天官方档案颁布的流程颇为相似。甚至，这些法律铭文在公布前都已制作好备份，在专门的空间里进行妥善保存。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古市集已建立起专门存放城邦管理材料的母神圣殿，类似于今天的档案馆。如此，铭文内容做到了有据可查，铭文信息的可靠性得以保障。

　　自19世纪德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支持铭文整理工作以来，西方学界的铭文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尤其在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主持古希腊铭文整理阶段（1902—1931），铭文学与钱币学、纸草学、文献学等一并成为古典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曾经被视为“猜测的学问”的铭文学成为一门显学，古希腊铭文的史料价值也被重新评估。可以预期，在未来的希腊考古中，被发现的铭文数量将会进一步增加，铭文在古希腊历史研究中所占据的地位也将不可替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梭伦法律残篇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2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