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勇（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一般来说权威的批评者发掘出这些作品的价值内涵，赋予其合法性与权威性，致使这些作品在一定历史语境与文化场域中受到读者尊崇，从而得以上升并最终确立经典地位。回溯陶渊明诗歌经典化的进程，我们并不否认批评家、文化场域等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但必须明确陶诗文本的永恒价值才是关键。陶诗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实质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以及可读的无限性，这些质素是陶诗成为经典的根本所在。

　　在六朝诗人中，陶渊明颇为特别，他的诗歌在风格、审美上与时代并不合拍，更为重要的是陶诗的丰富内涵是同代诗人难以比肩的。东晋诗歌几乎成为玄学的注释，刘勰所说“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正是批评这一点。不同于玄言诗的单薄，陶渊明的诗歌则呈现出丰富的内涵。陶诗表达了人生的体悟，呈现了田园自然之美，寄寓了对世界的哲思。

　　汉末以来的诗歌反复吟咏人生短暂、生死无常，陶诗对这一传统既有承续又有新变。陶渊明作《拟挽歌辞》三首，设想自己死后的情形，以他者的眼光观察周遭，抒发自己对生死的认识。陶渊明的这三首与诗歌史中的其他作品迥异。在服药、修仙以求超越死亡的背景下，陶渊明直言不讳道出人生的真相：“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生与死既是人生的必然，也充满了无常，这是汉末以来的旧调。“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在陶渊明看来人禀天地之气而生，死后复归天地，这是顺应自然，因而不必忧虑生死。诗人以冷峻的笔触揭示了世态，不执着于生死，展现了旷达的态度，这是不同于汉魏的新变。

　　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不久后便创作了《归园田居》，此时诗人沉浸在田园之中，醉心于自然之美。诗歌开篇即道明心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随后便转入对田园自然的歌颂。诗人以愉悦的心态描绘了村居的环境，“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又饶有兴味地叙述自己躬耕的心境，“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还不时表达自己野游的雅兴，“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田园自然在陶渊明笔下获得了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晋宋诗风的转向。

　　东晋一朝玄风独炽，陶渊明无可避免濡染玄风，他的诗歌中不时流露出玄理。《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非是人境之中没有喧闹的车马，而是诗人内心虚静，不役于耳目，是以车马不萦于心。“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句涉及东晋玄学的重要命题“言意之辨”。“采菊东篱下”云云，此情此景之中似有“真意”，而诗人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这是典型的“言不尽意”论。他的《五柳先生传》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也是得意忘言。以诗歌熔铸玄理，实际上成为陶渊明思想表达的方式，为宋代以理趣入诗树立了典范。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经典本质上就是以实质的创造超越传统。陶诗在体制、题材方面都有创造，前人论之已详。但陶诗之所以能够树立典范，根本上的创造即在于陶诗能够以情感统摄玄理、融兴寄于物。回首汉魏六朝诗歌史，建安以来的抒情传统至东晋而一变，诗歌以清谈玄理为主。陶渊明回归汉魏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创造性地将抒情与言理融合，形成了自然浑成的美学风格。试以《归园田居》（其四）为例加以讨论：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诗人废弃山水林野之游已经很久了，于是携子侄同游荒丘。丘垄废墟之间，依稀可见昔日有人居处的痕迹。于是诗人询问采薪者此地人去往何处，得到的回答是已经故去了。此情此景触发了诗人对无常的慨叹，诗人不禁道出他对人生本质的体认：人生了无实性，犹如一场幻化，终究归于空无。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陶诗抒情言理与其他玄言诗的区别。东晋以来玄言诗呈现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特点，玄理与情感之间常有生硬隔膜的弊病。陶诗对人生哲理的体悟不是空无依傍的，而是与生活中的情感融为一体，实现了汉魏抒情与两晋言理的交融。

　　建安以来诗歌修辞逐渐工巧，注重描摹物色，精于指事造形，时常存在物象与情感不能凑泊的弊病。陶诗通过感物兴思的创作方式避免了这一问题，融兴寄于物，将体物与抒情完美交融起来，《饮酒》（其四）就是一个典型：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诗歌描写了一只栖栖遑遑的离群之鸟，日暮时分犹自独飞。诗人以此自况，象征了自己追求理想的孤独。诗人的心境并非平和，而是激越慷慨，他在“仕”“隐”之间矛盾、犹疑，犹如飞鸟徘徊无定。但是当诗人决心归隐，最终以此为归宿，便表露出“千载不相违”的坚定。陶渊明在“鸟”这一物象中寄托了情志，达到了体物与抒情浑然一体的境界。

　　伟大的经典往往具有时空的跨越性，在不同时代中赢得读者。陶渊明的诗歌自唐代开始受到重视，至宋代声誉尊隆，历经元明清诸朝而影响不减。历代读者皆从陶诗中汲取了营养，获得了共鸣。陶诗之所以具有跨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的诗歌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人的共通情感。

　　陶诗寄寓了对人生价值的思索，对于个体究竟如何安度一生的生命之思给出了回答。陶渊明的少年时代颇有建功立业的理想，他在诗中反复写到“丈夫志四海”“猛志逸四海”。但在步入仕途之后，“心”“神”与“形”“名”之间的矛盾让陶渊明倍感痛苦，他时时在仕、隐之间犹豫徘徊。随着晋宋之际政治局势日益复杂，司马氏、桓玄与刘裕之间的角逐渐趋激烈，诗人已然意识到政局的凶险，归隐之心愈加坚定。他曾以“归鸟”为题，借以表达自己归隐的渴望。在归隐之后，陶渊明经历了短暂的欣喜，很快又陷入贫困的烦忧之中，于是他一面勉励自己坚定“终身与世辞”的志向，一面又因内心的摇摆而强作自解“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但是陶渊明最终选择遵循自己内心的召唤罢官归隐，选择像颜回、荣子那样坚守仁道。

　　归隐之后，陶渊明对人生的终极价值与意义展开了追寻。《形影神序》言“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矣”，陶渊明对当时社会“营营惜生”的普遍取向流露出不满，他并不赞同将“生”作为最高的追求，随之他在三首诗中集中阐释了他对生命的理解。诗人明确了人的神依附于形体，形没而神灭；进一步否定了及时行乐以及追求声名不朽的取向；最终导向“委运任化”，追求本心。陶渊明突破了儒家传统的不朽观念，将追求本心作为人生存在的依据，他本人也正是缘于“少无适俗韵”的本性而最终选择归隐。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是陶诗可以超越时空的局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文化场域中不断获得尊崇的原因。

　　经典要具备可读的无限性。经典的意蕴与内涵，往往要经过不同的时代不同读者反复发掘，陶渊明诗歌即是如此。陶诗在晋宋之际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到了南朝诗坛，陶诗逐渐被发现，陶诗表现田园之乐的隐逸情趣以及陶诗的质直自然对南朝五言诗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唐代，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李白与杜甫等人皆学陶诗，陶渊明的田园诗被进一步发掘，开拓出悯农的主题。更为重要的是陶诗的自然朴素与艺术上善于写境，成为唐诗美学的重要渊源。宋人在前代的基础上，努力发掘陶诗的艺术技巧并转化为创作实践，进一步发现了陶诗质癯中寓绮腴、平淡中见深沉的辩证特质。至此陶诗的美学风格以及艺术经验得到了充分的认识，陶诗作为诗歌典范的地位得到了确立。不同的时代对陶诗有不同的理解，也不断发掘陶诗的新内涵。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陶诗经典化的进程是永不停止的。

　　陶诗可读的无限性还表现在个体的阅读体验上。宋代黄庭坚说：“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篇，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汤饼。”黄庭坚指出了陶诗接受的一个普遍现象，人生不同阶段的阅历体悟、知识结构及审美趣味的差异，导致个体在不同阶段对经典的理解就存在不同。陈善《扪虱新话》就说“乍读渊明诗，颇似枯淡，久久有味”，惠洪《冷斋夜话》引苏轼之语云“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批评家们有一个基本共识，陶诗禁得起反复阅读，且常读常新。初读陶诗往往觉得平淡无奇，经过反复阅读，陶诗的精妙愈加显著，也给读者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审美体验，使读者产生惊奇、震撼的审美愉悦。

　　通过对陶诗经典化的探讨，我们认为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道德内涵是成为经典的普遍法则。任何时代的经典生成机制，只有在作品本身具备永恒价值的前提下才能发生作用。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0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