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方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书写问题与对话研究”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国文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对于中国学界和读者而言，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带来了新的观念、视角、方法和评价，其对在过往中国自身文化语境内不被关注或被遮蔽的话题的揭示，也很有帮助。但同时，由于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性质属于西方汉学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在回译中，中国学界易于发现其在文学史观念、理论依据、基本文献以及概念术语上的问题。

　　这意味着，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在为中国文学研究带来新信息和话题的同时，也把更深层的探究留给了中国学者。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回译的基本价值在于比较研究，其中的问题、线索和思考空间，只能在中国学界的回应中打开。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历史与编撰思想

　　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里斯出版《中国文学史》。尽管他在该书前言中宣称“在包括汉语在内的任何语言中，这是撰写中国文学史的首次尝试”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德国汉学家肖特于1854年以德语出版《中国文学论纲》，俄国汉学家王西里于1880年以俄语出版《中国文学史纲要》。但是翟里斯的《中国文学史》对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开创首功确定无疑，他所采用的《中国文学史》这一书名成为后世英语乃至西方世界撰写中国文学史的统一名称。有中国学者对比分析肖特、王西里和翟里斯的这三部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著作后，得出“开山之功当属肖特”的结论，并指出“翟氏中国文学史的显著特色是其通俗读本性质，即顺应接受者从学者到普通读者的变化而采取的通俗写法”。这或许可以解释翟里斯的《中国文学史》能够在英语世界引起普通读者注意的原因。这种兼顾学术性和通俗化的写法，也成为后来陆续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此后一个世纪里，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史相关论著和作品选集不断涌现。进入新千年，英语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有美国汉学家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和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以及美国学者桑禀华独撰的《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这些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主要由英语世界的顶级汉学家承担，代表当代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成就。

　　这些中国文学史著作可以视作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之远读。“远读”是一个与传统“细读”相对应的概念，强调文学研究的宏观、整体视角和对文学史中“大量的未读”的重视。比如，桑禀华的《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在前言引述中国诗人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此作为西方读者远观中国文学的视角。在她看来，这首唐诗象征中国人将文化视为绵延之河的传统观念。她坦言自己撰写的目的就是期望读者能够领悟中国文学这条浩瀚河流所蕴含的文化精华，并对中国文学的文化底蕴产生如王之涣唐诗中所说的“更上一层楼”的丰富联想。另外，虽然这部作品篇幅很短，构成全书主体部分的五章每章只有一万多字，但它却从时间上贯穿中国文学从开端到当代的整体过程，并且在文类上涵盖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中国文学的主要类型，堪称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史远读式书写的最佳写照。

　　而在编撰思想上，它们突出英语世界对文学史的编撰思维或原则。比如，孙康宜明确指出《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和写作是完全针对西方读者的，因此这本书的观点和角度与中国国内学者对文学史写作的思考与方法是不同的：其一，它采用更具整体性的文化史方法，对文化史的总体有一个清晰框架，并将文类的出现及其演变的历史语境作为文化讨论的重点；其二，在文学文化的大框架下，较多关注过去的文学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由此呈现文学史叙述的丰厚性和连贯性。此外，她还特别提到《剑桥中国文学史》是剑桥世界文学史的系列之一，它与这个系列已经出版的《剑桥俄国文学史》《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剑桥德国文学史》，都是英语世界文学史观体现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文献勘误与语词辨析

　　这些中国文学史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引发中国学界的热切关注和积极回应，并聚焦以下两个问题：其中所及中国文学文献及其勘误问题；对其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术语的语词辨析。

　　其一是所及中国文学文献及其勘误问题。在涉及中国文献时，这些著作并非直接使用中国文献原典，而是采用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献的英文翻译。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汉学家对中国不同历史发展时期选取文献的标准不一问题，同时也出现由于汉学家的汉语水准参差所致的英文翻译理解问题。比如，翟里斯的《中国文学史》按照时间顺序，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学从史前时代到成书当下的历史发展概貌，涵盖中国文学各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文献，包括儒家经典《五经》《四书》、道家《道德经》和秦汉至明清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然而，他的《中国文学史》也因选取数量有限和代表性不足被后世批评。其所涉及的中国文献和作家作品基本由他本人翻译，即便他被公认为英语乃至西方世界研究和翻译中国文学的大家，但疏漏讹误问题也不容忽视。而新千年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依然存在不少此类问题。由此，中国学者回译时的主要任务，除给出英文版没有说明的所引中国文献的具体出处，更重要的是对错误引用进行勘误。

　　其二是对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术语进行语词辨析。由于国内学界对中国文学史的天然熟悉程度，在回译时往往能够迅速找到对应的汉语概念。不过，相关英文概念未必能够准确对应汉语概念，其对译过程反映东西方历史、文化乃至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具体而言，文学研究基本概念看似在中英文语境中均有固定的含义并已广为接受，但从思想史和概念史角度进行深入辨析就会发现，“文学”“文学史”“诗学/诗性”等基本概念在中国和英语世界中的内涵并不等同，有必要进行考辨。文类与文体概念在中英文语境中既有通用概念，比如神话、小说、戏剧、诗歌，也有许多中国独有概念，比如经、史、子、集，赋和骚，铭箴、哀吊、诔碑、史传、论说、奏启、谐隐等。同时，中国文学理论因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最能体现中西方思维方式和审美范畴的分野，比如《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将《文心雕龙》“神思”解释为Inspiration，“体性”解释为Form and Nature，“比兴”翻译为Comparison and Affective Image，“通变”翻译为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凸显了中西方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其他概念术语对勘与辨析如《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首章从中国文学之基础——“语言和文字”开始，将中国文言和白话的关系比作古典希腊语和民间希腊语，古典拉丁语和现代意大利语，梵文和印地语。而事实上，后几者与中国文言和白话“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实际情况不同。

　　对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的文本追溯与观念探源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惯性和制约体现在叙述框架、主题延展和历史观念等诸多层面，这也成为英语世界与中国学界双向阐释和相互理解的障碍。中国学界需要揭示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潜文本，展开对文本形塑的反向分析、对文化编码的反向追索以及对话语机制和问题来源的追溯，力图在这种双向阐释中获得对话空间。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在叙述框架上强调文体和文类。宇文所安将其归因于中国自己的传统，而事实上，自古希腊以降，西方文学深受文体分用原则影响。比如西方文学的源头古希腊文学依循的是从史诗到抒情诗再到戏剧的文类演化过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于诗学的探讨就是从文学文类展开的，并且重点对史诗和悲剧这两种主要文类进行了比较分析。可见，西方学者对文类和文体问题向来比较敏感。由此，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在叙述框架问题上，看重文风、文体、文类等因素在文学史中的发展变化。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在“主题延展”上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都对女性文学和文本的流动性、物质性给予特别的关注，这显然与英美学术语境近几十年的变化有关。而在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下，文化史的兴起使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大有合流之趋势，文本的物质文化层面受到更多的关注。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观念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一方面，由于西方汉学家近年来受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强调文本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几部中国文学史著作往往如英美学界的“旧历史主义”一样希望回溯某种历史的真实状况。这看似矛盾，实则暗含西方汉学家独特的历史观念。宇文所安在《史中有史》一文中将其文学史编撰思想上升到一种对历史主义的认识，它不否认对历史事实的追求，又不局限于“旧历史主义”所强调的作者意图，强调的是在更大的“具有连续性的文化叙事里”追求历史的真实，完成对历史的理解。这种对历史的认识也解释了为何文本的接受史和建构主义的经典观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如此被重视。

　　因此，研究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书写问题和回译，最根本的目的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展开彼此间真正的、深层次的对话。对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的回应，让我们有机会重返中国知识传统，进而在借鉴吸纳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当代知识的体系再造，并通过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对话、比较分析，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我们对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问题之关注与对话研究亦当如是。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