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典 学理论】

　　作者：秦龙（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副主任、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推进。“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破立并举、先立后破，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在立的基础上及时破，在破立统一中实现改革蹄疾步稳”，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形成的新时代改革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破立的表述，但对社会变革的哲学思考内在地蕴含着破立统一的辩证思维。重温相关论述及其实践运用，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上以科学方法推进改革，奋力开辟改革发展新天地具有重要意义。

　　一

　　概括而言，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体现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事物中矛盾的双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在互为条件和相互斗争中推动事物不断运动和发展。破与立是事物发展状态中的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其对立统一关系体现在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二者的对立，体现为破与立的方向是相反的，要发展一方，就要削弱另一方。旧事物之所以需要破，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矛盾的发展已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阻碍了新事物的产生和壮大。但同时，二者又是统一的。立并非与破完全割裂，而是在破所创造的条件和空间中，把更先进、更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形态立起来。破是为立服务的手段，立是破的目的。有破无立，对旧事物的破只会沦为盲目破坏；只立不破，新事物也无法获得足够的生长空间。

　　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没有量的积累，质变就不会发生。在量变阶段，事物保持着自己的相对稳定性。一旦量变超出一定的度，就会引起质变，旧质归于消灭，新质应运而生，这就是一立一破。不仅如此，基于事物矛盾运动的复杂性，量变与质变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量变引起质变，在新质的基础上，事物开始新的量变，如此交替循环，构成事物的发展过程。这意味着，在破的过程中，新事物也在同时孕育，甚至在旧事物尚未完全瓦解之时，一些创新的因素就已经萌芽。同样，当新事物开始形成后，也并不意味着破这一过程的终结，因为还有各种旧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惯性需要克服。这一过程充分说明，破与立之间存在交替进行、循环往复的演进特征。

　　从否定之否定规律来看，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否定是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环节，其实质就是扬弃。辩证的否定一方面是新事物克服旧事物，另一方面又保留和继承了旧事物中积极的、有利的因素，使事物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就破与立而言，破意味着对旧事物的否定，但这种否定不是盲目地一概推翻，而是在对其进行历史分析与科学评判的基础上，果断摒弃确已僵化、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同时筛选出具有继续利用价值的部分，进而推进改造和创新。立也并非完全脱离原点的“另起炉灶”，而是在继承合理因素的基础上，确立起全新的体系或结构，使新事物获得更稳定、更先进的形式。只有经过双重否定的洗礼，新事物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真正顺应历史前进方向。

　　二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交往形式由发展的“条件”变成发展的“桎梏”，“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内含着破与立之间的辩证统一逻辑。实际上，社会矛盾运动及其解决就是破与立的辩证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例如，资产阶级革命破除了封建主义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矛盾的对抗性又决定了无产阶级必然要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新道路。革命成功后，无产阶级仍需立足现实，持续批判并革除不合时宜之处，以使新社会结构不断完善。这种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的辩证运动，既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演进的深邃洞察，也为后续的社会革命和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列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化了对破与立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与理解。列宁批判改良主义，强调彻底摧毁旧国家机器，主张“破”的力度必须足够彻底，否则新生社会难以维系。同时，列宁也并未忽视“立”。他深知革命不应止于摧毁旧有统治集团与制度形态，还需建立稳定、合理的新体制。如果违背俄国的现实条件，一味强调破或者盲目冒进，只会让革命沦为盲目破坏、建设流于空想，进而使国家陷入内忧外患之境。基于此，他迅速采取新经济政策等多项措施，巩固了十月革命成果，并在艰难局面下为俄国找到生存与发展的道路。在破中酝酿立，又在立中巩固破之成果，这一实践路径是唯物辩证法在俄国的创造性运用。

　　对破与立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与实践同样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进程中。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不破不立的革命思想。他强调，既要革除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旧文化，也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破立结合、循序渐进，逐步废除旧制度残余，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强调边破边立、先行先试、敢闯敢试，推动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不断深化，为改革开放积累宝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始终高度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不得法则事倍功半甚至产生负作用”，并在多个场合论及破与立的关系，强调在破立统一中实现改革蹄疾步稳。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取得重大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就在于正确处理破和立的辩证关系。

　　三

　　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需要用好“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的方法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极为宏大的系统工程，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各领域改革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为此，改革要把着力点摆在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上，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系统布局、谋定而动，善于从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准确把握改革的战略重点，合理安排改革举措的先后顺序、节奏时机，在革除旧弊与确立新制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实现立中有破、破中有立的动态平衡，努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改革要坚持“立”字当头，把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先立后破，兼顾新与旧、稳与进、当前与长远，目的在于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是确保改革发展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重要举措。“先立”强调稳定，在大方向、大框架上先行确立一系列有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为社会擘画出相对明晰且可预期的改革蓝图。“后破”旨在针对不符合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要求的旧体制、旧政策进行甄别和剔除，目的是更好地“进”，以进促稳。强调“先立”不是不“破”，而是要通过分析和研究，在提出有效的新观念、新模式、新机制基础上，逐步破除问题症结，既确保治理体系的稳定，又促进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改革行稳致远。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2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