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春浩、陈仁仁（分别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副研究员、哲学系教授）

　　学者丁四新在出土简帛文献研究领域卓有成就，很早就以研究郭店楚简蜚声学界。近三十年来，丁四新利用出土文献，对《周易》《尚书》《老子》《论语》《孟子》等经典文献中的学术问题和核心思想进行辨析与研究，发前人所未发，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以往学术史上的不少“成说”。他的新著《出土文献与早期道家》，是他多年来研究出土道家文献的汇总之作。

《出土文献与早期道家》 丁四新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全书凡五章，分别对郭店楚简《老子》《太一生水》、上博楚简《恒先》《凡物流形》和马王堆帛书《道原》《经法》《十六经》《称》的关键概念、核心命题和哲学思想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据笔者之见，该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文字训诂与义理阐释并重。文字的释读训诂与文本的义理阐释，是研究出土文献的基本方法。但由于现代学科划分较细，不同学科的研究各有偏重。多数情况下，新出土的文献，需先由古文字学专业学者进行文字释读和字词诠释，再由哲学专业学者进行思想解读。这样看似分工明确，但实际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若不能充分学习文字释读的研究成果，义理的阐释就会游谈无根；另一方面，若没有义理和思想的分析作支撑，文字释读理解会缺乏“理证”，从而对某些训诂难以得出确论。

图1

图2

　　丁四新是哲学专业出身，同时还在朴学、小学方面下过大功夫。正因如此，《出土文献与早期道家》一书非常注重文字释读与义理阐释相结合。例如，在对《恒先》的概念“亘”与“亘先”的研究中，该书首先指出《恒先》第12号简此前被读作“恒”的那两个字，当为“（见图1）”“（见图2）”，并读作“极”，又从字形、上下文义等角度，指出此前将1-9号简中六“亘”一并读作“极”也是错误的，此六“亘”仍当读作“恒”。在此基础上，该书对“恒”这一概念进行了解读，指出其与“道”“天道”“极”等概念内涵的异同。又如，《凡物流形》首章“奚顾而鸣（名）”中“名”原作“鸣”，该书指出此字当读作“名”，为“称名”“命名”之义，因为，从“流形成体”到“奚顾而名”，这是典型的形名学思维。此处以义理和思想阐释作训诂之“理证”，令人信服。

　　清代学者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在戴震看来，对“道”的理解，要以对“字”“词”的理解为基础。丁著“字”“词”“道”相通而并重，出入乾嘉，返诸思想，实为难得。

　　其二，文献详尽，史料精熟。要理解出土文献的思想内涵、学术特色与学术价值，须将其放入整个学术史中予以考察，这就需要对传世典籍的内容、思想及发展脉络等有很好的把握与理解。《出土文献与早期道家》常能比照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引二者互相释证。如，该著在批判将“太一生水”解为“太一生于水”的观点时，指出“未闻‘水’为宇宙本根之说，相反，‘太一’作为宇宙生成之根的说法在古籍中却多见，这可参看《荀子·礼论》《大戴礼记·礼三本》《礼记·礼运》等文献。”正因精熟于传世典籍，该著常给人一种柳暗花明之感。

　　该著诸多篇章，并非源自一己研究提出观念，而是在全面精准把握学界相关研究状况下，针对具体问题而作。如第四章，先对《凡物流形》的研究状况进行全面梳理与说明后，才提出新的研究和探讨。在此意义上，该著是对学界相关研究的推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其三，不囿成说，提出了众多新见。因为作者有一种“依自不依他的批判精神”，该著在大量出土文献和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众多独到的新见。如，指出《太一生水》第一部分所论及的宇宙论带有浑天说的色彩，这与其第二部分所反映的盖天说不同，而且“水”在《太一生水》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可能是对先秦原始浑天说的反映”。再如，主张《太一生水》前八支简当题为“太一生水”，后六支简则应更名为“天地名字”或“天道贵弱”，前者为楚阴阳家著作，后者则属于道家著作。又如，指出“在《恒先》中，‘亘’和‘亘先’可以看作两个概念，而且‘亘’比‘亘先’更为基本”。在该著中，这样的新见还有很多。

　　唐代史家刘知几说良史有三长：才、学、识。冯友兰释云：“才者，文笔精妙；学者，史料精熟；识者，选材精当。”当代学者则进一步提出，“识”当为有独到的见解和秉笔直书的精神。该著所论，多精妙之言，在这三方面皆有所长。

　　除上述三方面之外，该著还有不少特色，如问题意识较强、论证严谨详备等，限于篇幅，不一一展开论述。当然，该著也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对《凡物流形》的流派判断，有些游移不定、前后不一。此外，对楚简《老子》与通行本《老子》相比较而言的思想特色之揭示，也略嫌不够。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著附录了《郭店楚竹书〈太一生水〉注释》和《上博楚竹书〈凡物流形〉注释》两文。此二文不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竹简《太一生水》《凡物流形》进行了诠解式“注释”和“今译”，还在首节和末节对竹简的整理、研究情况及主要思想，进行了扼要的说明。此二文不但为出土文献研究者提供了清晰简明、义理贯通的译文，还为道家思想研究者提供了准确、坚实的文本基础，充分体现了作者“字词道并重”的写作特色和“才学识兼长”的学术风格。此二文是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尚未于他处发表，尤为值得关注。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1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