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慧（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空间舞台，在人类文明画卷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城市文明是人类在城市空间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空间为重要载体并融合了空间的物质性、社会性、实践性和精神性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的空间形态和强大动力。“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空间战略和实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领域对城市空间进行全方位变革与重塑，创造了人类城市新文明。在新的起点上，要深刻理解城市新文明承载着的前所未有的使命，不断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提升社会生产力和城市空间结构，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打造城市精神，夯实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城市根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更多的城市力量。

　　城市文明的空间哲学叙事

　　空间不只是物理的环境，还是社会结构，既塑造着人的社会实践，也承载着权力、文化和社会意义，是理解社会进步和城市文明的重要线索和理论框架。空间是人的实践方式和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从空间哲学视角看，城市是人口、信息、经济、文化等资源的汇聚地，是具有空间意义的象征性世界。无论是从城市的源起还是本质来看，它都是一种特殊的空间构造，承载、象征、贮存和传承着人类文明成果，发展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代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有关空间形式与生产模式、所有制之间内在复杂联系的论述，蕴含着对空间机制的政治经济学洞见，为理解城市空间的生产与文明生成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根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是生产力逐步提高的进程，也是社会形态逐步从以农业为基础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变的进程。随着人类空间认知和空间实践不断深化，城市逐渐兴起并且与乡村在空间上形成竞争对立关系。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广泛确立，进一步推动了人口、资本和技术向城市集中，城市空间生产塑造了受资本支配的城市空间面貌，是深度嵌入社会、文化和历史中的创造。

　　这里的创造，既是遵循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城市生产和再生产的积累过程，也是从物质、精神、社会与制度等多维度生成文明的过程。恩格斯曾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无论是城市道路、桥梁、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广场、博物馆、历史文化街区、主题公园等公共文化空间的塑造，都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反映着特定的社会秩序、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展现了城市文明的空间实践。城市空间从简单的聚居点，日渐发展为功能复杂且日益完备的现代城市，文明生成获得更为坚实的空间载体与依托，城市文明逐步从以物质聚集和初步分工为标志的简单、单一的初始阶段，向多元群体、多种文化和产业融合互动的高级、多元的成熟阶段发展。

　　然而，西方城市化进程所催生的城市文明，深刻烙印着西方现代化的特点，即理性主义和资本逻辑主导着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使城市文明陷入异化与困境。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其大量进入城市中心区域和能获得高额利润回报的地区，造成空间资源分配不均和不同阶层之间日益加深的社会隔离；劳动力市场以及产业结构因为资本主导而发生巨大变化，不同城市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科学理性和功能至上的城市规划及其与权力的合谋，破坏了城市生态结构，导致城市生态环境危机；工具理性盛行于城市生活，对物的占有和追逐抽空了人的主体意识，人际关系变得功利和疏离；商品经济和商业逻辑生产出大量标准化、同质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景观，消费主义创造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幻想，城市的精神世界和内在品质被削弱，文化多样化和地方传统逐渐衰落。诸多学者探讨过西方城市文明的困境及其根源，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城市化是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结果，只有消除城乡对立才能实现城市公平、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现代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衰落削弱了社会凝聚力；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分析了被消费主义塑造的城市空间所具有的虚幻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探讨了城市社会结构和个体生活在现代性影响下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指认了现代城市中的社会隔离与身份危机；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揭示了城市的混乱和失序以及城市日常生活的异化。显然，西方现代化价值观念塑造的西方城市文明出现了许多问题，需要被超越，因为它的资本逻辑从根本上消解了人们追求和实现美好城市生活的可能性。

　　城市新文明的中国逻辑

　　城市新文明塑造着时代发展的新坐标，它既是人类对城市发展和美好城市生活的价值认知，也是人类追求自由和繁荣的能动实践，体现了各种汇聚于具体空间形态的文化传承与文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新型城镇化进程独特的价值内核，创造了城市新文明。城市新文明，生发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历史性互动，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城市文明形态。中国推进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基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深刻理解，构建了社会主义空间正义，通过彰显人民主体性的城市实践，在历史、空间与主体维度，实现了对西方资本逻辑、技术理性和制度理性建构起来的城市文明的超越。

　　从历史来看，在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呈现出鲜明特点，城乡之间借由物资、人员的互通交流实现资源流动共享，形成相互依存的共生性空间结构；近代以来，资本的殖民扩张使得中国社会的空间结构发生深刻变革，资本主导的城市建设带来割裂的城市空间，割裂不仅体现在地域分布上，更体现在不同阶层的生活环境与发展机会上；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城市空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现了重构。如单位制将生产与生活空间有机结合为一体，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阶级的空间分化；改革开放之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加速了土地的资本化进程，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城市对农村的资源虹吸效应加剧等。面对这些问题，我国适时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真正从“现实的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出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丰富的总体”的科学思维方式，建立人与城市、人与自然、资本积累与社会分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构建公平合理与可持续的城乡空间格局。这既是对西方城市化“资本—空间”异化逻辑的超越，也是对西方城市文明的自我中心主义、排他性和霸权性的超越，为城市文明注入新的价值内核和价值导向。

　　城市新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成果，它以新型城镇化道路为依托，深谙“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并以此为根本目标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价值需要，不断为人们美好生活理想的实现提供最全面的条件。城市新文明作为当代城市的新文明形态，其本质特征突出体现在生产力解放与制度创新、空间正义与人民主体、政党引领与文明包容三个方面。在生产力解放与制度创新方面，牢牢把握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不断提升城市生产力，推进经济基础变革，同时打破旧有体制机制束缚，以制度创新为生产力解放提供坚实保障，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力；在空间正义与人民主体方面，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城市空间的消极负面影响，资本主导着城市生产的空间结构变化，所以用公平正义作为核心的价值导向来规范城市空间生产，强调空间资源合理分配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不再是资本的逐利场域，而是实现人民根本价值的空间；在政党引领与文明包容方面，中国共产党以强大领导力与战略眼光，秉持文明包容理念，汇聚各方力量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人民福祉，引领城市发展。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积极营造开放融合的城市环境，尊重不同群体差异，以增强人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在多重张力中孕育出体现着新时代文明高度和内涵的城市新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城市使命

　　“一代新文明必然有其自己的城市”，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孕育场所和重要标志，“人类文明正是由一座座富有个性的具体城市构成”，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和关键依托，城市文明的发展方向及其价值理念深刻影响着现代化进程和人类文明进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城市使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建设与发展领域的集中体现，其核心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理念、方法与路径创新和全球城市文明示范意义的新型城镇化。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实现城市与乡村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深度融合、协同共进、共同繁荣，以“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为城市新文明注入持续活力。

　　以人的主体性解放为价值内核。“人的城镇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思想与中华文明“民本”传统的融合。人的解放就是摆脱物的奴役以及不合理社会关系的束缚，“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发展的稳固基石，应该重视民众利益。人的城镇化，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需求为核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对立这一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人的城镇化进程也是人的主体性建构的过程，将人民视为主体，激活其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能动性，实现自身潜能和自我价值，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以系统协调共生为根本方法。“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城市工作的“五个统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中华文明生态智慧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等理念，为“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提供了深厚价值源泉。要将城市看作“自然—社会—人文—生态”的复合共生体，看作生命有机体，在宏观战略谋划、微观空间治理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交流互动上，要坚持系统观念，传承中华文化基因，追求可持续的城市文明。

　　以更好建设城市新文明为时代责任。中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深度融合之路，尊重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差异，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精神。同时，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治理，发挥各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以人的全面发展、公平包容、生态和谐为价值核心，不断丰富城市文明的内涵与表达，进一步彰显各主体追求城市新文明与现代化的文明自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3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