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乃乔（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学诠释学思想史研究及释经文献整理”的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古代文化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沉淀着一脉厚重的诠释学传统，这就是历代儒家士人对《五经》或《十三经》的解经释义传统。历史上把这一传统称之为“经学”，而经学又构成了中国诠释学的主脉，这就是被国际学界所关注的中国经学诠释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经学是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底层诠释学逻辑。

　　“经”作为神圣经典的思想属性

　　中国经学诠释学肇始于历史上相传的“孔子删‘六经’”。《庄子·天运》曾记述了孔子在拜见老子的对话中把自己删定的六部典籍称为“六经”：“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但事实上，关于“六经”身份的归属在中国经学诠释学史上是有一些争议的。今文经学家把“六经”崇奉为孔子所删定，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断言：“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而古文经学家则把“六经”追溯为周公之旧典，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校雠通议》一书中强调：“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我们在这里设问与质疑的焦点在于：学界在讨论构建中国诠释学自主知识体系时，往往首先牵涉到关于经典及其意义的问题。那么，在中国诠释学史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与界定“六经”之“经”及其意义的性质？

　　我们在这里给出一个浓缩的字源学追溯。关于“经”这个汉字的意义，东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训释言：“经，织也。从糸巠声。”即“经”的原初意义是指织物的纵丝。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与“经学”存在诠释学意义关联的是“谶纬”，“谶纬”是秦汉历史上的巫师与方士以附会穿凿吉凶的隐语阐释“六经”的儒家神学。因此“经”与“纬”是一对重要的经学诠释学概念。“经”与“纬”两个汉字交互生义所指称的物质性逻辑在于：织物是通过纵丝与横丝的“经纬交织”构成的。这种“经纬交织”的物质性逻辑，正是从形而下的织物在经学诠释学的隐喻表达中提升为形而上的观念，铸成一种在思想上统摄天地的理论性表达，如同《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所言，“经纬天地曰文”。

　　清代经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许慎训释的“经”也给出了接续性的阐释：“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段注的阐释构成了一个关于“经”的本质性定义：“经”在本体论上是“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段注的阐释基于诠释学理论上的宏大理解，把“经”作为“常经”从本体论上加以释义。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释义的“经纬天地曰文”，为“六经”之“经”的文本性质赋予经学诠释学的本质定性。西晋经学家杜预也云，“经纬相错，故织成文”。孔颖达等在《春秋左传正义》中的疏解更是凸显出宏大的释经学思想：“言德能顺天，随天所为，如经纬相错，织成文章，故为文也。”可见在“经纬天地”和“经纬相错”的解释中，“经”的本质意义在喻称中就是“文”“文字”“文章”，“经”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上可以“经纬天地”的神圣文本。

　　“文”与“经”有着紧密的释义关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有言，“文，错画也，象交文”，并在说文序中将“文”再度诠释为“依类象形，故谓之文”。由于“六经”是由文字荷载神圣意义的文本形式，由此儒者对“经”的诠释与汉字思维的“文”之造字结构逻辑化为一体。早在先秦历史时期，“六经”之“经”既不是普通文本，也不是一般经典，而是被历代儒家知识分子尊崇为荷载周公及三代礼乐制度和三纲五常六艺的神圣经典。

　　“六经”与经学诠释学的崇圣性思维

　　从“孔子删‘六经’”及左丘明撰著《左传》诠释《春秋》以降，历代经学家对《五经》（《乐经》缺文本形式）或《十三经》的训解阐释形成了宏旨丰厚的经传注疏诠释传统，因此经学诠释学传统不仅推动了儒家思想体系的构建，也促进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及其精神文明的形塑。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始终通贯着一脉血亲宗法的崇圣性文化传统，即把孔子尊奉为圣人和把“六经”尊崇为“圣经”，其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逻辑。早在《孟子》一书中，其《公孙丑上》一篇就记载了孟子把孔子尊奉为在品德上出类拔萃的圣人：“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时值隋代的思想家王通，在《文中子中说·天地篇》中，他把孔子修撰的《春秋》尊称为“圣经”：“谓范宁有志于《春秋》，征圣经而诘众传。”这里的“众传”指的就是《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这“三传”是对尊崇为“圣经”的《春秋》及其“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进行诠释的典籍，后来也升格被纳入了《十三经》。

　　相传《诗序》是由孔子的门生子夏所撰写，南宋经学家朱熹在对《诗序》的解释中，批评了历代说诗者对《诗经》意义理解的谬误，他不仅把《诗经》尊称为“圣经”，还强调对“圣经之本旨”的正确解释：“欲以徇说诗者之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义理之公，以乱圣经之本旨，而坏学者之心术，故予不可以不辨。”这里的“圣经之本旨”就是指被朱熹尊称为“圣经”之《诗经》的原初意义。从隋唐以降至宋元明清，“六经”普遍地被历代学者尊崇为“圣经”，所以“圣经”是源发于中国古代文明传统母体的一个本土术语，而不是从西方翻译及舶来的一个外来术语。

　　“六经”被尊崇为圣经，是因为其荷载的意义被历代经学家的诂经之说进一步神圣化、真理化，被后世经学家认同为“天下之公理”。正如清代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所言：“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这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孟子时期绵延至清代的崇圣性思维。而孟子因承继孔子的思想，也被后世尊称为“亚圣”。

　　进一步而言，“六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本土原创的经典，由孔子删定而吻合于王道思想的神圣真理性意义，最终成为儒家思想体系构建的意义渊薮。因此，学界从事中国经学研究应该特别注意：中国经学体系构建的底层逻辑，是来源于历代经学家对《五经》或《十三经》解经释义的经学诠释学动力。中国经学诠释学不是对普通文本及一般经典给予诠释，而是对圣人之圣经及其荷载的圣意给予解释与阐发，从而推动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建构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塑。这就是经学诠释学与经典诠释学之间的等级序列性。

　　“孔子删‘六经’”肇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诠释学行为。历史具有拣选性，孔子对“六经”的删减、整理、赞述与解释，为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铸造了宏大且可以提取王道思想与仁政理想的终极意义语境。这是一种中国诠释学姿态。因此，经学诠释学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作为神圣真理的终极意义，对此《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在首句便给予了真切的阐述：“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在儒家思想的信仰上，后世经儒所尊崇的“六经”所荷载的神圣真理性意义即是孔子的“删定之旨”。

　　事实上，“孔子删‘六经’”是否为即成文献与出土文献证实的史迹，其争议由来已久且聚讼不已。从宋代欧阳修与苏轼以降至清代经学家，历史上一直存在多种质疑声音。并且“六经”各部所分殊记述的早期历史信息也是非常博洽淹贯，其中本无严格一统于某种精神的逻辑主旨，而是后世经儒把其尊奉为圣人之圣经，使其荷载的博洽淹贯之意义在解经释义中向诠释逻辑的中心聚拢，以满足儒家思想在信仰上统一于王道与仁政的精神诉求，从而守正于血亲宗法的崇圣性思维而垂训鉴戒。这就是历史上“孔子删‘六经’”所蕴含的经学诠释学思想所在。

　　早期的释经现象与口传注经的历史

　　中国经学诠释学的肇始与“孔子删‘六经’”及先秦历史是同频共振的。我们在语用习惯上统称的《周易》，其中就涵括《易经》与《易传》两个部分。而相传《易传》及其“十翼”为孔子所撰，《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易传》是对《易经》的系统性解释与阐发，《周易》中以传释经的阐发思想对中国古代精神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推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其实无论《易传》是谁在何时何地所撰写并完成对《易经》的解释，后世儒者把圣人孔子定位为作者的身份，既凸显出一种崇圣性思维的延展，还体现了经学诠释学对圣人、圣经、圣意诉求的一统性诠释学精神。

　　关于“传”这个汉字存含的意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义言：“传，遽也。”“传”与“遽”互训，引申为对《五经》意义的解释与传达。因此章太炎的释义把“传”递进地引申为驿传、传舍、传递、经传。“传”即早期经学诠释学史上一种重要的解经释义文体。

　　我们把中国经学诠释学的肇始追溯于先秦及孔子，也因此称其为原始经学诠释学。在崇圣性思维的推动下，原始经学诠释学主要通过把《五经》作为圣经，通过默诵口传与口传注经等方式，对圣人之圣意进行解释并完成自身权力话语的塑造。这也成为早期经学诠释学思想所面向的重要历史现象。事实上所有口传注经的历史，因其采取以口传转码于文本的形式，都关涉到如何正确释义的解经学问题。以《尚书》的“小序”为例，“小序”是对《尚书》各篇章历史意义的解释，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小序”是否为孔子所撰，在历史上一直存有争议，而班固正是把“小序”这种解释性文体在崇圣性思维中链接于圣人孔子。《诗经》的《大序》与《小序》是早期儒家诗论思想的诠释性总结，后世儒者把“大小序”的作者身份托名于子夏等，这都是把经学诠释学思想的肇始在崇圣性思维上追溯于孔子时代的诉求。《尔雅》的成书肇始于战国时期，其也是中国经学诠释学史上第一部为解经释义提供汉字词源学的词典。

　　中国经学诠释学从先秦发展至汉武帝时期，经历了从肇始到兴盛的历史转型，《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在举贤良对策中，汉武帝与董仲舒铸造了“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一统且宏大的政治格局，以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奠定了经学诠释学推动儒家思想发展的基质。从此对《五经》的释义也从民间私学提升至官学，经学诠释学也成为国家诠释学，为汉代王朝宪政策略的制定及其政治大一统的气象营造，提供了守正的立场。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28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