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蒋士铨诞辰300周年】

　　作者：谢海林（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蒋士铨（1725—1785），字心余（又作心畬、辛畬），号清容居士，晚号藏园，江西铅山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与彭元瑞进士同榜，乾隆誉之为“江右两名士”。王昶《翰林院编修蒋君墓志铭》说：“论诗于当代，以君为首。”蒋氏辞世三十年后，钱栻、赵敬襄跋其文集仍赞扬他“诗名海内且数十年”“名满天下”。随着罗时进《论蒋心余诗歌艺术特征兼谈“乾隆三大家”并称问题》、蒋寅《蒋士铨诗学观念的转向》、戚学民《纂述权力与诗史构图：〈蒋士铨传〉与清史〈文苑传〉对乾隆朝诗学史的书写》等研究的推进，蒋士铨作为乾隆诗学关键人物的复杂面相在多维观照下渐次清晰。这种研究进路不仅深化了对蒋士铨诗学的理解，还为重塑清中期文学图景提供了新视角。

　　诗学渊源推论

　　蒋士铨的诗学之路具有典型的“家学—塾学—名师”进阶特征。据其《清容居士行年录》载，四岁罹患痫病，至七岁仍时有发作，蒋母钟令嘉“以唐诗粘四壁，擎儿绕行，教之诵诗，以纾疾苦”。钟氏出身南昌名门，幼承父教，能指摘乃父诗作之疵，其诗学造诣可见一斑。蒋士铨九岁，蒋母授《礼记》《周易》《毛诗》，“暇更录唐宋人诗，教之为吟哦声”（《鸣机夜课图记》）。然细考其教学实质，钟氏诗教仍属传统家学体系下的基础训蒙，所授内容大概是《千家诗》之类的童蒙诗歌选本，教学方式亦止于“低吟之以为戏”，谈不上系统性的诗学指导。

　　乾隆四年至六年（1739—1741）乃蒋士铨诗学的发轫期。十五岁师从王庸，沉溺于李商隐绮艳诗风，次年“始学吟咏”，三年内便作艳诗四百余首，诗学禀赋异于常人。而乾隆六年自焚艳诗事件，标志着蒋士铨对早期诗学路径的主动扬弃，同时暴露出家学侧重道德训育、塾师缺乏专业指导的双重困境。

　　乾隆十一年（1746）师从金德瑛是蒋士铨诗学转型的关键节点。作为乾隆朝首科状元、诗坛名流，金氏的提携具有双重效应：科举层面，先以学政擢拔童子试，后任会试总裁缔结座主之缘；诗学层面，“予以诗古文辞识之”（《忠雅堂诗集序》），以导师身份重塑其创作理念。尽管试帖诗直到乾隆二十二年才被正式纳入官方科考内容，但“工为制举业者必兼为诗”（周亮工《与镜庵书》）的风雅传统从未消歇。金德瑛对误入歧途已数载的蒋士铨，既以“恐庸师误汝”痛陈利害，又以“从吾游可耳”确立师承，还采取“朝程夕课”的诗学日常训练，从诗艺到人格进行全面培育，助其完成从地域才子到诗坛名家的蝶变。至乾隆二十七年，蒋士铨“十七年中，或从游使车，或依侍京邸，昕夕承謦咳者既深且久”（《金桧门先生遗诗后序》），而其“平生一瓣香”（《绘桧门先生遗像藏祀于家敬题帧尾》）的诗学皈依，不仅体现在日常祭祀的仪式化尊崇，更深植于诗歌创作的金氏基因。简言之，蒋士铨真正意义上的诗学导师，非金德瑛莫属。

　　诗学取向辨正

　　蒋士铨五十岁后撰《学诗记》，自述诗学历程有三大转向：“予十五龄学诗，读李义山爱之，积之成四百首而病矣，十九付之一炬；改读少陵、昌黎，四十始兼取苏、黄而学之，五十弃去，惟直抒所见，不依傍古人，而为我之诗矣。”此说向为学界所征引，但与其创作实况存在明显抵牾，有待深入辨析。

　　一是焚诗时间失实。乾隆十八年所作《金缕曲》词自注云：“予年十七，前有无题诗四百余首，辛酉秋一夕，忽有所悟，取而尽焚之。”自撰的《清容居士行年录》“乾隆六年辛酉十七岁”条所载此事更详，皆确证自毁艳诗实为十七岁事。《清容居士行年录》“乾隆七年壬戌十八岁”条明载：“是年始读杜甫、韩愈、李白、苏轼各家集”，次年只字未提，足证“十九岁改读杜韩”乃记忆讹误。

　　二是“四十始学苏黄”也不确。钱锺书通过文本细勘，发现蒋士铨32岁时，即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模仿山谷之迹显然”（《中文笔记》第二册“忠雅堂诗集”条），其《十八夜露坐柬穀原》“诗好近耽黄鲁直”可为明证。吴长庚《心余诗创作阶段考辨》据乾隆二十年《寄答王凤喈同年鸣盛》诗“试看纷纷谈李杜，不知谁可见苏黄”，进一步认为“‘兼取苏黄’大体确定于丙子前后”更稳妥。《蒋清容先生手书诗稿》经蒋士铨亲笔及袁枚、刘文蔚等人的品评删定，其评《弋阳舟次》曰“合昌黎、山谷为一手”（邵海清、李梦生《忠雅堂集校笺·前言》），此诗今载卷三，为乾隆十五年26岁作。综上，蒋士铨师法苏黄实萌蘖于而立之前，32岁前后已完成苏黄诗法内化。

　　诗学史意义新诠

　　乾隆三十年（1765）蒋士铨在《辩诗》中主张“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提出“唐宋皆吾师”的诗学新路，被视作乾隆诗坛调和唐宋的先声。然其诗学观念的生成脉络及其价值意义，需置于清代诗学演进史予以重新审视。

　　从诗学史视角考察，乾嘉以来推尊杜韩苏黄的诗潮实为融通唐宋的优化路径。蒋士铨的诗学师承，学人多聚焦于金德瑛、钱载二脉。乾隆十一年金氏《七月十一日李家渡玩月次蒋心余韵》以“六一曾誉东坡仙”自况，蒋士铨《瑞州留别桧门先生》“大雅欲传衣钵去，寸心犹为瓣香留”与之相应和。乾隆二十七年金氏去世，蒋士铨作《金桧门先生遗诗后序》宣称乃师“出入韩、杜、苏，黄间”，并撰《左都御史桧门金公行状》转述金氏“使韩、杜、苏、黄复生，吾当在弟子之列”之说，这与钱陈群《诗存序》记载金氏“尤爱东坡、梅溪、遗山、曼硕诸家”的多元取向大有出入。细绎金氏自述四十岁后“手录汉魏唐宋人诗”（《金桧门先生遗诗后序》），究心古人诗法十载的经历，辅以钱锺书“不墨守唐风”（《谈艺录》第四一条）的论断，可知蒋士铨四家之说实具主观建构性质。曾孙金衍宗《重游泮宫诗》声称“先公诗惟蒋辛畬太史、张瘦铜中书得其传”，吕璜《跋忠雅堂文集》也推衍蒋序“以为先生之自序其文若诗可已”，均可印证此说之门户色彩。而钱载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八年指导翁方纲，始终秉持祧唐祢宋、兼摄元明的诗学取径，甚至“近宗亦及朱兼查”（翁方纲《高唐旅舍与象星论诗作》），与蒋氏刻意标榜的四家之说形成鲜明对照。

　　康雍诗坛曾一度流行师法四家之风。王士禛授徒诗法，即“以杜、韩、苏、黄诸大家为羽毛”（王明弼《先祖征君王公孟谷大人行略》），查嗣瑮《次韵答徐冠卿见赠之什》亦曰“杜韩苏黄各继及，南山吐云北山翕”。蒋士铨乾隆二十七年标举杜韩苏黄，比翁方纲乾隆三十九年《致曹学闵》主张“论诗必其合于杜、韩、苏、黄诸大家之正脉者”更早。吴嵩梁《妙吉祥室诗钞序》称蒋知让诗源出四家，“尤得藏园先生家法”，可见四家之说已由蒋氏家学升格为公共诗学传统。

　　清初王士禛开知黄誉黄之潜流，田雯首倡“黄山谷为冠”（《芝亭集序》），焦袁熹直言“宋诗恐当推涪翁第一”（《此木轩论诗汇编》卷八），彭元瑞乾隆十三年前已立编年黄诗之志（《山谷刀笔跋》），都为黄诗经典化夯基建瓴。至蒋士铨，黄诗经典化发生质变：乾隆二十一年与王又曾“叠韵屡酬答，险僻誓为难”的创作实践，两年后和张埙“无异黄友苏”的自我定位，王鸣盛“尔学涪翁大是佳”的时人好评，共建多维度接受场域。乾隆四十一年吴照“瓣香曾此拜涪翁”（《蒋秋竹孝廉招饮藏园》）的求教，乾隆末期袁枚《随园诗话》这部畅销书对蒋氏“喜黄”的载录，均昭示宗黄诗潮的持续深化。道光后期曾国藩喟叹“铅山不作桐城逝”（《憩红诗课戏题一诗于后》），足见其深远影响。蒋士铨卓尔不群的诗学史意义，在于推动黄诗接受从潜流升华为显学，更在于通过家法传承与道路建设，肇启晚近同光体“杜韩苏黄”诗学主潮之端绪。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1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