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献忠（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科举考试用书与思想文化互动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科举制度确立后，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至明清达至鼎盛，它承载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因此一些学者将明清时期称作科举社会。一些研究认为科举制度禁锢了士人思想、阻碍了中国向近代发展的历史进程，甚至有观点认为科举考试内容“毫无实际意义”。其实，科举制度有其时代性与局限性，但即便是明清科举考试，题目也多与时务紧密关联，涉及国家政治、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旨在考查士子的经世意识与能力，培养具有治理能力的后备官僚队伍。对于科举考试这一古代中国在制度文明上的重大创造，我们应全面考察与评价其历史价值。

　　唐代科举制度确立后，一直到明清，虽然具体的考试制度和考试内容有所变化，但是国家治理和时务方面的知识，始终在科举考试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策问一直是科举考试中最固定的科目。策是一种就当时政治、经济或军事问题阐发见解、向朝廷建言献策的古老文体，早在汉代就已经创立。唐朝确立科举制度后，策问就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日趋规范化、程式化，乡试、会试都是三场：首场七篇经义（其中四书义三篇，本经义四篇），又称制义，俗称八股文；第二场论一道，主要检验考生是否具备做官的基本条件；第三场策五道，主要考察经史和时务，故又称经史时务策。殿试则只有一场，策一道。由此，策成为贯通乡试、会试和殿试的唯一科目。除了策问旨在考察士人经世时务和治国理政的能力外，第二场的论也与时政相关，诏、诰、表、判考察的则是各种公文的写作能力，因此也都与具体的政务有关。即使是首场的经义，很多时候也都或多或少地与时政相关联。

　　但是，明中叶以后，由于首场的七篇经义文必须用八股格式，且在阅卷中出现了“重首场”的趋向，故有学者将科举考试称作“八股取士”，这说法一直沿用至今，甚至成为科举制度的代名词。诚然，随着考生的增多，阅卷压力逐渐增大，考官在阅卷时如果首场的经义文写得差或者不符规范，就不再深究第二、三场的试卷，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考官在阅卷时，既要看第一场的八股文，也要看第二、三场的论、判、诏等和经史时务策，特别是第三场的经史时务策，有时甚至会成为是否被录取的关键因素之一。

　　明清乡、会试第二场的诰、判属于公文性质，是官员在日常政务处理过程中都要用到的；诏也是一种特殊的公文，它是专用于皇帝布告臣民的一类特殊文书，一般由翰林院官员起草或代写，因此也是相关官员必须具备的写作技能，其内容更是与军国大事密切相关；表则是官员向皇帝陈情言事的一种文体；论主要是从经史中出题，皆系关乎治国理政的思想和理念问题。

　　如前所述，乡、会试第三场和殿试的经史时务策更与时政息息相关。策本身就是一种就时事向朝廷建言献策的古老文体。朝廷之所以将这种文体纳入科举考试中，旨在引导士子关注时务，增强经世意识，从而锻造其治国理政的能力。明清尤其是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的策问，大多针对重要时政问题而设。明清两代，治河与漕运始终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根据现存的明代《乡试录》《会试录》统计，仅正德、嘉靖年间，以治河或漕运为议题的乡、会试策问就有至少13道，具体内容涉及治河与保漕、治河与护陵、河运海运之争、治河人才的选拔、漕河水利建设、河工徭役等。入清后，河患和漕运依然是困扰着清王朝的两大问题，康熙帝非常重视治河，科举考试策问中也经常出现此类试题，有学者统计，“康熙九年、二十一年都曾提到‘河患’与‘漕运’的问题。康熙三十年到三十九年连续四次策问都一再提到黄淮两河的治理”（谢景芳、张会会：《清前期殿试策问与时政关系探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明清科举考试制策中也常以军事问题发问。嘉靖年间，特别是“壬寅宫变”后，皇帝怠政，“南倭北虏”交相困扰着朝廷，因此这一时期科举考试的时务策中，频频就军事问题发问，以至于以边备为主题的策问几乎每科会试都有，由此，科场与朝堂形成了互动。早在庚戌之变前，朝野就意识到了“北虏”问题的严重性，这在会试中也有所体现，嘉靖二十六年会试第四道制策直接就“北虏”之患问计考生。该策问指出西北疆事之重，申明收复河套的重要性，让考生阐述如何解决“复套”中的军费问题。该科第五道策问的主题亦事关“北虏”问题。除了“北虏”问题，女真和倭寇问题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嘉靖年间的科场策问中。科举考试中频频出现军事等重大议题，可以引发士子对时事的关注与对国计民生的思考。

　　万历援朝抗倭期间，随着战事的推进，粮饷供应等后勤补给问题愈发严重，加之士兵水土不服，缺医少药，各种复杂的因素促使明朝寄希望于对日谈判，万历二十二年的福建乡试就针对此问题发问，要求士子就和谈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

　　在清代科举考试尤其是殿试策问中，军事问题所占比重尤其大，有学者统计，“从数量上看，涉及军事类策问内容的殿试次数在不同的朝代比重虽有所增减，但总体达到三分之一强，在咸丰朝甚至高达80%”（王晓勇：《清代殿试军事类策问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咸丰年间殿试制策军事议题的比例之所以如此之高，显然与持续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有关，这深刻体现了科举与时政、时务的紧密关联。

　　在明清科举考试中，有时某科乡、会试策问甚至会涉及整个时局。万历初年，神宗幼冲，为挽救明王朝危机，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主导下，明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在当时的科举考试策问中也有所呼应，如万历五年的会试，有四道策问都与张居正改革时期的政局直接相关。第一道策问以“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和“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作引申，再以汉唐“流涕太息”“十渐十思”等历史典故铺陈，然后就当下如何居安思危发问。第三道策问则是关于儒者与黄老、申韩之术的问题，题目本身有调和儒法之意，旨在考察士子对道体和治术的理解以及有无从权之心，是涉及治国理政的大问题。这两道策问明显是为张居正改革及其合法性制造舆论。第四道策问则是关于文风和士风的问题，与张居正整顿学校的改革政策高度契合。张居正曾于万历三年上《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了十八条整顿学校、裁抑生员的具体措施，并将其付诸改革实践。第五道策问则是关于如何处理明朝与“夷狄”关系的问题，尤其就俺答封贡后如何从长远解决北部边患问题，请士子“揣度虏情，筹所以善后之画”。这也与张居正时期的军事改革密切相关。此外，风俗教化、吏治、灾荒、屯田、马政等议题也经常出现在科举考试策问中。

　　不可否认，明清科举考试首场的七篇经义要求独尊程朱注疏，且随着科举考试的发展，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了严格的“八股”体式。但我们也应看到，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尤其是明清时期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首场的经义从四书五经中命题，其初衷旨在以儒家思想引导士子。因此，很大一部分经义题目都关乎儒家的治国理念。正统十年会试中的前两道四书经义题目分别是：“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龚延明主编：《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上册，宁波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页）这两道题目都旨在考察儒家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除了儒家德政思想，还着力考察理想的君臣关系建构问题。成化二十三年的经义题便有“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上册，第528页），旨在让考生阐发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在国家治理中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弘治十二年会试第二道四书经义题目为：“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上册，第568页）题目不仅反映了儒家“修齐治平”的治国理念，而且其中的“九经”更是儒家王道政治的体现。诸如此类的经义题目，士子在作文时也都基本上围绕国家和社会治理阐发大义，这对于理想君臣关系的建构以及士子民本思想、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的养成显然是有所助益的。

　　明清科举考试中，不少八股文题目与时事也存在着很大关联。如前所述，明朝中后期，“南倭北虏”交相困扰，国家财政面临严重危机，隆庆五年会试第一道四书经义题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呼应，题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下册，第581页）该科的主考官为张居正和吕调阳，这一题目也反映了张居正对财政问题的关注。此外，士子在撰写八股文时，虽然须“代圣贤口气”阐发经书大义，但并非全然不能阐发自己的见解。“八股”文体的最后一部分“大结”就是让士子独抒己见。隆庆五年会试，邓以赞就在上述第一篇四书文的“大结”中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获得了考官的一致肯定。其中沈鲤批语曰：“经国大计，具见此文。”许国批语曰：“理财要务，不出此数言矣，佳士佳士。”王锡爵批曰：“务本节用，生财至计。此作发明亲切，盖尝留心治道者。”主考官张居正亦曰：“篇末归重节俭，是识时务者。”（《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下册，第597页）八股文亦并非全为空谈，由此可见一斑。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科举考试的内容始终局限在人文领域，未能随时代发展而及时调整，进入近代，其废止自然难以避免。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1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