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学问】

中国历史民族地理新探

——谈《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出版的意义

作者：葛剑雄（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

　　【开栏的话】

　　向世界展现“学术中的中国”，是我们的使命担当，也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以书为媒，展现学术中国的气象与格局、成就与发展，“书中问学”栏目今日启程。

　　我们将陆续邀请当代知名学者和卓有建树的青年学人，深入解读学术出版著作的最新面貌，与学界和广大读者一同关注学术前沿发展，聆听学术界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人文科学创新的思考与探讨。

　　《中国历史民族地理》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安介生教授三十余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2024年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以历史政区地理为切入点，探索中国古代民族分布与迁徙规律，突破传统范式，将民族空间分布、迁徙轨迹与地理环境、政区建置结合，通过梳理汉代“道”、唐宋羁縻府州、元明土司等边疆政区演变，重构先秦至清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空间格局。书中提出“地域归类法”，以特定地域多民族互动为研究单元，利用《中国历史地图集》政区框架和户籍数据，破解部族归属、迁徙过程、分布范围三大研究难题。该著作实现了从民族分布考据到空间规律提炼的学科跨越，开创“民族政区地理”新范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地理学支撑。

　　难题

　　民族分布图编绘历程

　　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对象是历史时期中国境内出现的民族和相关要素，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它们的空间分布形态及其演变规律。这些与民族相关的要素在近代以前的状况基本上已经无法通过田野调查和实地考察来了解，只能依靠直接或间接的文献记载。而中国境内绝大多数古老民族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或者在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并无多少可信的史料。汉文史料虽多，但主要集中在曾经入主中原或建立过政权的民族。留存下来的各类资料更多集中在某些人物、重要事件，其他类型的遗存往往只有片言只语；或出于传闻臆断；或自相矛盾，甚至完全空白。这些客观因素为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与挑战。

朔漠图 选自《中国历史民族地理》

　　1955年，先师谭其骧先生受命“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然而工作进行未几，他即发现按此做法已不符合时代需要。原因之一就是，《历代舆地图》所绘限于历代中原王朝或正史范围所及，无法显示历史时期中国的全部疆域，不足以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历史的真实过程。此后，以范文澜、吴晗两位先生为首的“重编改绘《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研究决定，不再限于“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计划，决定新编一部自原始社会至清时期的、包括历史时期中国全部疆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之后，经过内部出版和全面修订，至1988年出全的《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已经包括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边疆地区的政权，而未建立过政权的民族，只能在地图上用名称显示其所处大致方位或范围。由于史料缺乏，有些甚至完全空白，而即使被列入的这些政权，其疆域“四至”往往也无法画得精确详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自1983年开始编绘之时，编委会即决定设立“民族图组”，在编委翁独健先生指导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批学者承担，最终编成26幅显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分布和迁徙的地图，编入该图集的第一册，于2012年正式出版。在图稿付印之前，编委会曾经要求每幅地图作者署名一般不超过3人。但是，“民族图组”是唯一的例外，这些地图上的作者署名都是8至9人。作为编辑室主任，我曾经与作者协调，得知由于每位作者的研究领域都集中在一个或相关的若干个民族，想要在全国范围内显示所有少数民族的分布和迁徙，只能采用集体合作的办法。由于当时还没有一部全面性的历史民族地理著作可作参考，要保证这些地图的质量，舍此别无他途。安介生那时还是我的研究生，参与了该图集《元代人口分布图》的编绘。

　　直到20世纪末，尽管中国已经不乏权威的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历史人文地理论著，这些论著中也涉及部分历史民族地理的内容，但还没有出版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历史民族地理著作。

《历史民族地理》

　　突破

　　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路径

　　安介生于1991年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开始攻读研究生，1996年毕业后留所工作。其硕士论文主要关注北魏时期的人口迁徙问题，博士论文经修订后以《山西移民史》为题于1999年出版。他对于边疆民族的历史地理问题极感兴趣，在所里多位前辈的支持下，开设《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等研究生课程，并在历史民族研究领域深耕多年。正因如此，研究所决定由他负责《历史民族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一书的撰写工作。

　　作为国内首部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的专著，该书的出版引起历史地理学界及相关学术领域的广泛关注。但该书在获得一致好评的同时，也收到了一些中肯的批评和合理的建议。为此，安介生继续潜心研究，积极加以弥补与完善。经过十余寒暑的努力工作，最终形成今天这部逾百万字的新版《中国历史民族地理》。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关键在于他最终找到了穿越险阻的途径，使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最大的难题迎刃而解。

　　学界普遍认为，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相较于当代民族地理研究面临三大主要难题：一是部族归属难定，二是迁徙过程不清，三是分布范围不明。其中,第三项问题最为关键，若能解决分布范围问题，其余两项或可暂且搁置，或可留待今后。

　　首先，以往史料中出现过的部族名称，往往难以对应今天的民族划分标准。古代部族演变为现代民族的过程十分复杂，经历多次分化与融合，若简单套用今天的民族名称，既缺乏准确性，也不够科学。因此，在研究中宜直接采用史料中的部族原名，仅在有确凿证据或充分把握时，才适当标注其可能的现代对应关系。

　　其次，历史文献中关于民族迁徙的记载虽然不少，但大多与王朝更迭、重大灾害等政治社会变动相关联。这种情况使得准确判断迁徙规模、路线和分布状况变得相当困难。不过，尽管迁徙过程本身很重要，但每次迁徙的最终结果都会体现在民族分布格局上。只要能够确定某个部族在不同时期的分布范围和具体地点，即使对其迁徙过程缺乏直接记载，也能结合当时的历史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做出合理推断。

　　安介生认为，以地域为范围来对各个民族进行归类研究，是最为科学而合理的切入路径。而归类的依据，则是通过历代疆域变迁与民族地区政区建置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充分展现中国古代民族发展的空间维度。在尚未实现真正统一的邦国时代或分封制阶段，一个农耕的或半农半牧的部族，当其人口和实力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建立一个“国”或被封为一个“国”。牧业部族如果在人数和活动范围达到一定大的范围，也会得到相邻政权或部族的记载或记录。

　　在秦朝统一后，一个地方如果正式设置行政区域，并能保持稳定，就意味着诸夏（华夏、汉族）尽管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但已经取得主导地位，在其境内的其他部族已属于“少数”或“边远”，且将因迁出或被融合而逐渐消失。而仍以非诸夏少数民族人口为主的地方，或者不会设立正式行政区域，或者被设立特殊或临时行政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

　　展望

　　学术体系的构建与未来

　　无论从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出发，还是为了适应学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中国历史民族地理这一学科分支都不可或缺。1999年12月，教育部首批全国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中心成立后，确定撰写《中国历史地理学》系统著作的目标，并成功申报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除安介生承担的《历史民族地理》外，还包括李孝聪的《历史城市地理》、满志敏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等。

　　经过数代学者的艰苦工作，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特别是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权威、全面的政区背景与依据。安介生充分借鉴前辈学者在历史政区地理和文化地理领域的研究成果，系统梳理民族地区政区建置的特点及其演变过程，并结合相关户籍人口统计资料，较为全面地呈现出各历史时期中国境内民族的分布状况。

　　在这次增订新版中，安介生增加一节“台湾历史民族地理”，使历史时期中国的概念更加完整。同时在各章前增加“绪论”，系统呈现出各历史时期的民族变迁活动和当代学术进展，并对该时期民族发展及分布状况进行宏观研究。这一修订不仅强化了《导论》中历史民族地理理论的实证基础，更显著提升了全书的学术价值。

　　该书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及其在历史民族地理的开创性成就，已无需赘言。然而，“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作为一项宏大而复杂的课题，仍需在完整性、系统性和理论完善性上持续探索。我相信安介生不会就此止步，也期待与他志同道合的学术同仁及其培养的青年学者们共同推进这一研究。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31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