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何以为“类”——“人是类存在物”的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

　　孙正聿在《哲学研究》2025年第6期撰文指出，“人是类存在物”。这个命题的核心概念是“类”，核心问题是人何以为“类”。这个命题的“类”概念，表达的是“人”所特有的规定性，表征的是“类存在物”与“自然物”“动物”“人造物”的原则性区别。人作为“类存在物”，集中地体现为人的“类特性”，即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对象性的、个性化的、创造性的、历史性的生命活动。人的具有“类特性”的生命活动，构成了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并创造了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即人类文明。“文明”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内涵着“类存在物”的认知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成长方式、历史形态的整体规定性，内涵着人类自我发展的目的、方向、道路和趋势。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了文明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人造物——“人工智能”，这为反思“人是类存在物”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了崭新的时代性课题。

　　中华文明中的“一以贯之”——论“五个突出特性”的内在逻辑

　　刘震在《哲学动态》2025年第6期撰文指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具有内在逻辑与有机联系。“五个突出特性”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们存在互为依托的动态关系：连续性为根基，创新性为动力，统一性为框架，包容性与和平性为实践导向。同时，“五个突出特性”具有时空维度的关联：连续性与创新性构建时间维度的传承与突破，统一性与包容性塑造空间维度的多元一体，和平性则为文明价值观的重要表达。通过阐释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历史特质，我们会发现中华文明并非静态延续，而是以“守正创新”的方式辩证发展，这体现了文明内核的稳定性与时代适应性的统一。经由历史与哲学的双重论证，阐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内在逻辑，可以为理解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提供系统性框架。

　　人工智能时代的唯物史观基本问题探究

　　涂良川在《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撰文指出，人工智能不是自在因果驱动物质自然进化的产物，而是人创造出来的社会存在。人工智能正在推动人类的自动化生产变革成智能化生产，是对“一般智力”的丰富与发展。人工智能表征了智能的物质性，正在变革物表达客观性的方式和逻辑，是对思维真理性、现实性和力量的证明；人工智能表征了物的智能性，展示了社会存在的能动性，是对社会意识创造逻辑的物质性表达。在人工智能时代，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揭示“改变世界”的技术革命对现实实践、理论思维和文明观念的变革，是把社会存在升华为社会意识的理论方式，是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路径。在“人—人工智能—物”的互动中，把握意识中造“物”与历史中造“物”的形式、结构和内容，是对人工智能时代唯物史观基本问题的哲学探究。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04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