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栋华（安徽芜湖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在位于南京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封珍贵的信函。这封信，是1939年8月30日中国救亡剧团正副团长金山、王莹写给周恩来同志的，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中国救亡剧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宣传的劲旅。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这支仅10余人的队伍，以戏剧为武器，把舞台当战场，跋山涉水，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的前沿阵地，在穷乡僻壤的山野村庄，在喧闹繁华的都市街头，在华侨聚居的异国他乡，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抗日救亡戏剧。他们宣传抗日必胜的信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教育鼓舞中国军民团结抗日，募捐救济伤兵和难民，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海话剧界救亡演剧二队队员合影

　　一

　　中国救亡剧团的前身，是上海话剧界救亡移动演剧第二队（简称演剧二队）。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8月1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剧作者协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13个“抗日救亡宣传队”，分赴全国各地开展抗敌宣传工作。其中第二队由洪深、金山分任正副队长，队员有冼星海、田方、王莹、张季纯、颜一烟等共14人。8月20日，这支队伍最先从上海出发，由徐家汇小河浜坐民船到达青浦，雇到一艘粪船。一路上时时传来隆隆的炮声，日军轰炸机在天空飞过，还在他们的小船上空盘旋了一周。烈日当空，酷暑难当，船中臭气熏人，金山、田方等人轮流上岸背纤，就这样踏上了征途。

　　8月23日，演剧二队抵达南京后停留了几天，对出发时来不及做的准备工作进行补救。首先是选择剧本，他们根据演剧环境、观众对象、工作目的等的变化，一改在上海时的舞台技术和演出方法，改编和创作了直接反映抗战救亡、充分揭露日本侵略者残暴罪行、唤起民众积极投身抗击侵略者的剧本。这些剧目以短小紧凑、时效性强的独幕剧为主。他们还将多幕剧改编为适合战地、乡野露天演出的独立成篇的街头剧，如《九一八以来》《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死里逃生》等。其次，演剧二队还邀请部队人员讲解有关防空、防毒、避弹、救护等军事知识，为走上前线作基本准备。另外，他们还筹集了一些经费。

　　几天后，演剧二队从南京到达徐州，正式开始了救亡宣传活动。演剧二队首先在徐州城区和铜山县连续演出多场。一个约20平方米的简易舞台，是他们用4辆大车在上面铺上门板和木条搭成的。演剧二队同当地小学老师同台演出，合唱救亡歌曲。从方圆数十里赶来的观众近4000人，将舞台围得水泄不通。树上、屋顶上、墙头上都站满了人，群情激愤，口号声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雄壮歌声，在徐淮大地上传播得很远很远。演出间隙，几位女演员深入农家访问，这是他们离开大城市舞台后真正接触农民的开始。王莹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是真正地站在土地上了，慢慢地，也就试着在这土地上生根发芽，和着这属于土地的一部分人民，融合在一起。”

　　1940年，徐悲鸿（右）在新加坡绘成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后，与同名话剧的主演王莹合影。

　　9月初到10月初，演剧二队沿着陇海铁路开展宣传活动。在开封、郑州、洛阳等地的学校、军营、剧场、街头、乡村，到处是他们的舞台。他们常常连续多日一天连演3场，每场总是四五个节目，还有讲演、教唱歌曲等等。在演出中，他们及时加进当地的现实内容，增强演出效果。在郑州火车站候车时，队员发现群众抓住了一个汉奸，不顾尖厉的警报声和在头顶盘旋的敌机，立即编成一个幕表戏，连维护秩序的警察也自告奋勇担任剧中角色。警报刚一结束，他们就敲起锣鼓，在广场上演出了一个抓汉奸的活报剧。在各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不少观众向剧中的“香姐”扔银圆铜钱，资助她；在一些剧中出现日本鬼子角色时，观众就把手中的东西砸向他们。有的戏剧群众角色多，现场观众就踊跃参加，分不清谁是演员谁是观众。台上台下相互呼应，分不清是演戏还是现实生活，口号声响成一片，救亡歌声此起彼伏。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次动员和宣誓，演员们十分劳累，不少人嗓子都哑了，但情绪高涨，坚持着接连演出一场又一场。

　　二

　　10月3日，演剧二队到达汉口。淞沪抗战以来，南京日益危急，大批文化界人士纷纷会集到武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形成了全国军民团结抗日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了。

　　1939年8月30日中国救亡剧团正副团长金山、王莹从西贡写给周恩来的信，现藏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

　　演剧二队连续公演，常常一天日夜两场，甚至一天3场。他们不仅演遍了天声、美成、中山公园体育场、青年会等剧场舞台，而且用卡车搭成简易舞台，流动演出于江岸、大智门景家台、特三区江边、龙王庙等街头巷尾。演员们还背起背包，到武汉东部的黄石、大冶、石灰窑、盛洪乡等工矿和湖北北部的安陆、花园等农村、山区演出。他们教唱歌曲、开展演讲，将每天的重要新闻编成短剧演出，被称为“化装讲演”；在深更半夜收听战况广播，清晨编写壁报在街头张贴。当时的新闻界评论说：“演剧二队在各地演出，无不收获最大之效果。深得各地民众之欢迎，成为救亡演剧队之模范队伍”“队员几无一日之休息，此种艰苦卓绝之精神，尤为武汉人士之敬佩”。

　　1938年2月初，演剧二队在安陆演出时，全队一分为二，洪深率甲队继续宣传演出；金山、王莹、田方等回汉口拍摄一部故事片。其间，周恩来专程来到大和街85号演剧二队驻地，看望队员们。他坐在队员们的地铺上，热情地称呼大家为“同志”，和蔼如同话家常一样，给大家分析国际形势和战争性质，着重指出演剧宣传的重大意义。周恩来亲切地对队员们表示，有什么困难就向他提出来，随时都会设法为大家解决。他对队员们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这次短暂的会面，给演剧二队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增强了他们抗击日寇、战而胜之的信心。

　　1939年5月25日至27日，中国救亡剧团在香港当时最好的剧场利舞台戏院举行公演。图为当时的演出广告。

　　当时，有一本题为《抗战中的陕北》的书，在演剧二队流传。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读过一次就感到很兴奋，看他们一班革命青年在节衣缩食去干革命工作……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中国革命的发扬地……”演剧二队的很多队员，都想到延安去。金山是八路军办事处文艺小组成员，组长则是周恩来的秘书吴奚如。周恩来明确指示金山、王莹应当留在国统区继续做好戏剧宣传工作，而冼星海、田方、颜一烟、熊塞声等经过党组织的批准和安排，奔赴了延安。

　　三

　　1938年4月初，演剧二队接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邀请他们到第五战区宣传演出的请柬。金山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批准了他们的行动意见，并又一次向金山作了统一战线的教育，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了16个字：“工作紧张、生活严肃、态度灰色、经济清楚。”所谓“灰色”，就是既要坚持党的原则立场即抗战到底的立场，又不要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言行必须十分谨慎而恰当。后来，为了便于在公开场合宣传运用，将“灰色”改成了“纯正”，即“工作紧张、生活严肃、态度纯正、经济清楚”。这16个字，成了演剧二队的团训，一直规范和指导着该队的全部活动。

　　1938年6月，演剧二队到达河南潢川的第五战区司令部，开始了战区和游击区的演剧宣传活动。他们的足迹遍布了豫东南、皖西北和鄂北的山野、农村、城镇。白天每到一处，演员们放下背包，几笔勾勒出戏剧人物脸谱，换上简易戏装，就拉场子招呼观众。他们不卖票，不募捐，“左手锣，右手鼓，手拿锣鼓来唱歌”，一场演出结束不脱戏装就赶往另一地点，有时一天连演六七场。演出的剧目、内容随着时事而增减调整，形式上吸收了不少民间文艺的养料，非常吸引观众。一有空闲时间，他们便访问农民和士兵，宣传抗日救亡，或者帮助爱好戏剧的青年组建移动剧团。夜晚，学校、庙宇、祠堂、乡公所、农家场院，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休息，远远近近的犬吠和枪炮声常常把他们惊醒。连续多日的行军，演员们一个个晒得黑黝黝的，只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牙齿，农民赞叹他们说：“演剧队的人都是属马的，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站在那儿闭闭眼就是睡了一觉。”

　　在战区宣传时，演剧二队的同志多次经历过死亡的危险。最危险的一次，是9月26日下午在宋埠的演出。当时，日寇20余架轰炸机突然蹿到空中，炸弹密如雨下，爆炸声震耳欲聋，房倒屋塌，烟雾弥漫，气浪裹挟着树枝尘土和碎砖断瓦横飞而来，机枪密集猛烈地扫射，空中升腾起黑色烟柱，久久不散。与演剧二队联合公演的两名队员受伤，一名队员当场牺牲，牺牲时手里还紧紧握着道具绳子。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抗战形势日趋危急。演剧二队与大批文化人只得离开战区，返回武汉。李宗仁等曾向金山表示，希望他们到广西桂林去开展文化宣传，并愿意出路费请演剧二队到南洋群岛去做宣传。金山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得到了批准。赴桂林前，金山、王莹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挑选了自己和邓颖超的合影，并亲笔题字“金山王莹留念”，还签上自己和邓大姐的名字，赠给他们，表示了对演剧二队和金山、王莹这对革命夫妇的赞赏和鼓励。

　　1938年10月中旬，演剧二队抵达广西桂林。他们在此停留了4个多月，筹备出国事宜。除了吸收新队员加入，演剧二队还单独或与其他剧团联合演出20余场，拍摄出国宣传的纪录片。当时，日寇飞机对桂林狂轰滥炸，演剧二队又多次经历危险，有几次离爆炸只有几步远，侥幸躲过劫难。其中一次，音乐家张曙在离他们不远处被炸牺牲。但演员们不仅意志并未稍减，反而增加了对日寇的仇恨和誓死打击侵略者的决心。

　　在桂林，演剧二队集体创作和演出了五幕剧《台儿庄之战》。当时，主持儿童教养院收容抗战遗孤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请他们为募捐前方将士寒衣和儿童教养院基金举行公演。演员们推举王莹、金山、眭知微、刘丹青4人执笔，写作初稿。夏衍、艾青、杨朔等提出了宝贵意见，日籍反战人士鹿地亘、绿川英子帮助翻译了日本歌曲和日本军语。1939年1月13日至17日，举行了公演，引起了巨大轰动，募集了一大笔款项，《广西日报》出版了专刊，连续多日发表文章加以宣传。元月底，苏联《消息报》特派记者卡尔曼采访了演剧二队和王莹，在苏联进行了报道，扩大了演剧二队的影响。

　　1939年2月4日，演剧二队更名为中国救亡剧团（简称“中救”），金山、王莹分任正、副队长，又补充了一些新队员，在当地报纸刊发了《中国救亡剧团出国纪念特辑》。3月7日，“中救”从桂林出发，一行20余人取道湖南、广东、香港，赴南洋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自1937年8月演剧二队从上海出发以来，演员们在20个月中，辗转于苏、豫、皖、鄂、赣、湘、桂、粤等8个省，共演出741场，为抗日救亡作出巨大的贡献。

　　四

　　1939年3月下旬，“中救”达香港。在廖承志、潘汉年、夏衍等地下党领导人的安排下，从4月9日起，香港文化、艺术、新闻、教育、青年、妇女各界爱国组织和同胞，先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许多报刊登载了消息、专访，赞扬“中救”“是从抗战中锻炼出来的珍贵的宝贝”。

　　当时的香港，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一切仿佛离战争都很遥远。“中救”这支明星艺人组成的队伍，执行16字团训，纪律严格，生活严肃，衣着简单，集体住宿，谢绝一切与工作无关的公私宴请，把全部身心都投入抗战工作中去，毫无一般文艺团体的浮华松散气息，得到了香港人民的高度评价。

　　在等待办理出国手续期间，“中救”在何香凝担任名誉主席的香港妇女筹赈会支持下，冲破港英当局阻挠，在很短的时间内，赶排了《民族万岁》《保卫祖国》等戏，于5月25日至27日，在香港当时最好的剧场利舞台戏院举行了公演。演出票款收入全部用于香港各界筹赈会救济伤兵难民。通过他们的演出，日军的残暴和中国军民的英勇斗争，第一次在香港的观众面前形象地展现出来。演员们精湛的演技、变幻的灯光、仿真的道具、逼真的效果，与剧情发展浑然一体，观众被强烈感染，时而紧张激动，时而舒缓快慰，早已忘记是坐在剧场里了。

　　在《放下你的鞭子》中，王莹饰演女主角香姐，她用略带压抑的女中音，历数日寇侵占家乡后的种种暴行，痛诉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悲苦情形，激起了观众无限的愤怒与同情。在《台儿庄之战》中，王莹饰演的大妞妞刚出场时，穿着大襟团花棉袄，微微侧着头，双手绞在胸前，显出憨厚、娇羞的农家女神态。当日寇攻进村庄，企图侮辱她时，大妞妞摇身一变而为铮铮女丈夫，她勇敢地高声大骂“瘟强盗、死强盗，吃人的强盗”，义正词严地宣告：“我大妞妞是不怕死的，这十几天来，眼看着你们这些强盗杀掉我多少姐妹，现在轮到我自己啦！我不怕！你砍了我的脑袋，我不怕！想碰我一下，办不到，办不到！”这时，满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一浪高过一浪，台上台下融为一体，迸发出一个民族的心声：中国人民不可侮，抗战必定要胜利！

　　“中救”演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隐藏在香港的日本特务，竟然威胁“中救”，把两颗炸弹送到后台，还身藏匕首，在街头尾随演员，特别是女演员。但“中救”巍然屹立，高扬中华民族浩然之气与英勇无畏精神，继续进行多场演出，7月1日至3日举行了临别义演，演出了《永定河畔》《大地劫》（4个小剧组成）《血溅桃花》等，从学生演讲演到伤兵医院，演到老百姓打汉奸，群众演员达一两百人。“中救”还邀请了一批青年学生共同排戏演出，又一次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播撒到青年之中。

　　7月中旬，“中救”在香港度过了100多天的战斗岁月后，义无反顾地向着南洋进发。出国前夕，廖承志、潘汉年、夏衍约请金山、王莹和另外3位同志聚餐话别，对“中救”到南洋的活动进一步作了明确指示。这短暂的聚会，也是“中救”踏上新征途前的一次思想动员。

　　1939年8月，“中救”抵达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他们将在这里乘海轮转赴马来亚、新加坡进行宣传演出，筹集捐款。走一路演出一路的“中救”，在等待办理出国手续的短时间内，联系旅越西（贡）堤（岸）10大侨团，组织了“越南各界侨团中国救亡剧团义演共同委员会”，于8月25日至27日，在堤岸的“中国大戏院”举行了公演。广大华侨纷纷前来观看，购买高价荣誉票，戏院门口水泄不通。第一晚演出结束后，台下2000余名观众同台上全体演职人员一起高唱着《胜利进行曲》，相互鼓掌致敬，久久不愿散去。经过报纸的报道，在当地引起极大轰动。驻西贡的日本领事馆受到极大刺激，借口台上出现了日本国旗和俘虏，向法国殖民当局提出了抗议和交涉，法国殖民当局屈从于日方的压力，宣布禁止“中救”的演出。

　　“中救”出国后，无法像在国内那样方便地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因此到西贡不久，就给周恩来发出了一封信，并附呈了汇报工作的旬报，即书面报告。现在，原信珍藏在位于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工作旬报至今尚未发现，不知是否仍存世间。

　　五

　　1939年9月下旬，王莹等4名女队员先期到达新加坡，为“中救”的宣传演出做准备。她先拜访了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说明了南来的目的和安排，得到了支持。消息传到越南西贡，金山率领其余队员，于10月初乘船抵达新加坡。当时，日本驻新领事馆多次向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提出“抗议”并施加压力，阻止“中救”南下。因此，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借口“战时不准艺术团体入境”，不准金山等人登岸。陈嘉庚亲自奔走、想方设法，也未能扭转局面，便派人告诉金山，要队员们“化整为零，绕道南来”。金山等人原船返回西贡后，一部分人回到香港，重新办理手续，化名到达新加坡，金山化名赵洵，其他人则从越南回到云南昆明，由滇缅公路绕道缅甸仰光、马来亚的槟城，抵达新加坡，前后历时8个月之久，直到1940年4月中旬，“中救”全体队员才在新加坡汇齐。

　　“中救”队员刚汇齐的时候，由于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迫于日本驻新领事馆的压力，阻止“中救”开展演出活动，因此就在青年学生和戏剧爱好者中做一些辅导和组织工作。5月，德国开始轰炸英国首都伦敦，新加坡的一些团体正积极筹款救济伦敦难民，金山、王莹抓住机会，通过南侨总会向新加坡华民政务司提出组织演出，第一次筹款全部用于救济英国难民，得到了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的同意。5月17日至18日，在新加坡大钟楼维多利亚戏院，“中救”演出了话剧《塞上风光》，这是阳翰笙创作的表现中国各民族共同抗日的多幕剧，票款全部由马来亚援英义捐委员会星华组汇往英国。这次演出冲破了日本侵略者的阻挠，揭开了筹款募捐演出的序幕。

　　为了适应当时当地的环境，“中救”又改名为“新中国剧团”（简称“新中”），得到当地政府批准立案，于1940年6月6日正式宣布成立。

　　“新中”成立之后，排定了一个为期两个月的演出计划。每期两三天时间，时间、地点、剧目、售票等，均安排妥当。6月14日晚，星华筹赈会在大世界太平洋剧场举行盛大集会，欢迎“新中”，中国驻新领事、各侨团代表1000余人出席，南侨总会代表致欢迎词，“新中”演出了话剧《人约黄昏》。从次日起，第一期演出正式开始，先后演出了《贼》《反纳粹》《巧妇女》《放下你的鞭子》《塞上风光》《永定河畔》等。每次演出的售票款都由星华筹赈会汇回祖国。售票款一次次突破纪录。

　　演出中捐款高潮迭起，特别是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不少观众纷纷将钱币、钞票、戒指等，抛向舞台，表示献一份绵薄之力，救济祖国的难民伤员。剧场中的大标语“多救护一个负伤将士，就多增加一分抗战力量”“讨伐汪逆精卫，反对伪政府”“前线将士不断流血，海外侨胞不断捐输”等，表达了广大爱国侨胞的心声。

　　由于马来亚各地侨团的热烈邀请，“新中”在新加坡原定7期的演出，只演了4次，就暂时中止，而改变为全马巡演。他们排定了“巡回全马义演日程表”，将在全马11区先后演出，时间安排到了次年即1941年元月底。8月9日，“新中”通过跨海长堤，抵达柔佛，开始巡演。在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彭亨等地的演出中，观众之热烈、募捐之踊跃、秩序之良好，都是前所未有的。马来亚掀起了抗日救亡宣传和华侨捐输救济祖国的热潮。

　　“新中”的宣传演出，始终受到隐藏在中南半岛的日本特务、汉奸的破坏和阻挠。8月12日，在士乃山巴和街，特务公然贴出大标语“不看王莹等丑剧，不看新中国剧团反动剧”“打倒‘新中’，打倒王莹”，有的地方还组织了所谓“示威游行”，进行捣乱。11月7日，伪装为日本驻新商务领事的特务岛贯，在发往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情报“每周报告”中称：“自王莹等来新后，各华侨团体皆流行组织歌咏团及左翼剧团。此点吾人（按：敌人自称）应切实注意。第三国际假借此等名义欲在南洋树立强烈抗日组织。”此时，日方又通过外交途径，向马来亚英殖民当局施加了新的压力。

　　由于“新中”演出的巨大影响，筹集款项之多，远远超过此前救济伦敦难民的捐款数额，令马来亚英殖民当局深感难以接受，加上日本方面的挑拨和施加压力，马来亚英殖民当局终于改变态度，决定中止“新中”演出。11月，“新中”抵达吉隆坡之后，当地华民政务司借口查出“赵洵”是金山的化名，曾被拒入境，现有偷渡登陆的违法行为，下令立即驱逐出境。这也涉及类似情况的其他队员。虽有南侨总会的据理力争和一些律师的大力援助，都未能改变当局态度。当年底，金山和几位队员不得不离新回国，演出中断了，“新中”被迫解散了。在处理完一些事务之后，1941年2月，王莹同几位队员，离别新加坡，返回了香港。

　　对于“新中”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演出宣传情况，我党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于1941年2月10日进行了报道，略述了“新中”的历程，以及募捐业绩：“计自开始工作以来，为期仅六个月，义演27次，大小80余场，筹得赈款达叻币100余万元，合国币700多万元。而该团全体团员工作之努力，生活之严肃，尤为各地侨胞所交口称誉。”

　　自1937年8月在上海组建出发以来，上海话剧界救亡移动演剧第二队（“演剧二队”），到中国救亡剧团（“中救”），再到新中国剧团（“新中”），3年多时间，先后有40多位艺术家和记者加入演剧队，面对千难万险，不屈不挠，决心战胜强敌，勇猛直前，在抗日救亡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永远铭记。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2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