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 华，系信阳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炎黄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徐旭生在处理传说时代的文献时，首次以“史料的原始性的等次性”，作为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方法。所谓“原始性”，是指狭义历史研究中，史料来源的原始性，即原始史料，或第一手资料；其实，研究传说时代的历史的“原始性”是相对的，“因为一有原始的史料，那就进入狭义历史时代。”所谓“等次性”，就是按照文献写定的时代，评定其价值。一般情况下，“一件史实一经用文字记录下来，可以说已经固定化，此后受时间变化影响就比口耳相传的史实小得多。”（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60年）于是，文献写定的时间越晚，越容易失真。炎帝、黄帝，是我国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关于他们的史事，大都是通过口耳相传至今；而著之于简册的炎黄古典文献，作为炎黄学的立论依据，大概包括典籍、碑刻、诗词三种（李俊、王震中主编《炎黄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21年），其写定时间自西周时期的《逸周书》至明清炎黄功德祭文碑，跨越2000多年，确有明显的“等次性”。不过，炎黄学对于文献记载的炎黄传说（史事），不仅要小心“洗刷掉它的神话外壳，找出可信的历史核心”，还要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努力发现这些传说是为何、如何保存至今的。因此，对炎黄学而言，即使是魏晋以后的“第三等资料”，与“原始性”的第一等资料具有同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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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黄学研究所用最为原始的资料，即第一等资料，为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古典文献。《逸周书》《周易》《左传》《国语》等经书，《竹书纪年》《世本》《战国策》《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史地书，《孟子》《庄子》《管子》《孙子》《文字》《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诸子书，均记载有炎黄事迹。其中，《逸周书》《周易》《左传》《国语》《世本》《山海经》《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同时记载有黄帝（轩辕）和炎帝（神农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仅记有黄帝；《孟子》仅记有神农氏。如《国语·晋语四》记曰：“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所记为炎黄出生地和姓氏来源。《逸周书·尝麦解》记有“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所言为中华文明史上第一场统一战争“涿鹿之战”。《世本·作篇》记黄帝“见百物始穿井”，“乐名咸池”，“造火食旃冕”等物质创造。《世本·作篇》还记有“神农作琴”，“神农和药济人”等发明创造活动。《商君书·画策》记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兵甲不起而王”，描述的是神农之世的社会面貌。

　　综合观察，先秦时期的炎黄文献，因其写定时间与炎黄时代最近，成为炎黄学研究的第一等资料，所记内容主要是炎黄出生与迁徙、炎黄发明创造、炎黄与蚩尤战争三种史事，或以神话、传说，或以长诗、童话等广义的“民间传说”进入文献，所涉地域，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甘肃、湖南、湖北、四川、浙江、山东、云南、贵州、重庆13省、市（贾芝主编《炎黄汇典·民间传说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如此分散于各地的先秦文献，所记内容不约而同地出现炎黄史事，证明炎黄实有其人，确有其事，非神话人物或好事者的杜撰。而进入文献炎黄史事，都是零星的，不系统的“零金碎玉”，“有时候不靠前项资料就很难知道把它向那里安插”（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如大家都引用《国语·晋语四》所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说明炎黄出生地、生长地，姓氏来源等；其实这段话的真实背景或本意是，司空季子（一名胥臣）以炎黄“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的典故，劝说公子重耳放弃辞退怀嬴（秦穆公之女）的想法，续结秦晋之好。《周易·系辞下》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句话的本意是说，神农氏创造耒耜，大概是取象于《益》卦之木体入而下动特征；黄帝让人穿着长垂的衣裳而天下治，大概是取象于《乾》卦和《坤》卦上衣下裳的特征，重点是后者，是卦辞。恰恰因为次等文献的不系统和零散性，说明还没有经过后人的整理和综合，更多地保存了古史传说的原貌，也才有资格称为炎黄文献的第一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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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先秦典籍关于炎黄“零金碎玉”式的描述和记载，秦汉时期典籍，如《史记》《汉书》正史，《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地方史著述，《新语》《新书》《尚书大传》《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太平经》《风俗通义》等诸子书，《神农书》《黄帝阴符经》《黄帝金匮玉衡经》《黄帝龙首经》《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医书》等“托名言论”及“托名医术”，以及《列仙传》《纬书集成》等神仙书和谶纬书等，对炎黄史事的记载已趋于系统化和形象化。炎黄史事的系统化，莫过于司马迁通过搜集、整理《春秋》《国语》及《大戴礼记》收录之《五帝德》和《帝系姓》，撰成的《史记》首篇《五帝本纪》。据《五帝本纪第一》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不仅把黄帝取代神农氏之经过及其功业记录得清清楚楚，还记载了“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之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五帝”传序叙述得明明白白，成为日后历代正史叙事范例。

　　通过搜集、整理，系统化之后的炎黄文献所见之炎黄形象，还有多元化趋势。《史记》《汉书》及儒家经典所见的炎黄多为人格化的炎黄，具有人的品性；炎黄形象往往被描述为远古圣王、华夏始祖、人文初祖等。如《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为聪明。”《大戴礼记》卷七《五帝德》记载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孔子认为黄帝是人，他生前身后影响百姓三百年，并不是活了三百年。另据《尸子》记载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孔子解释说黄帝不是长四张面孔，而是派四位能人，代表他治理四方。神仙书、谶纬书和道家文献等，常把炎黄形象神格化，如皇天上帝、五方帝、太阳神、道教神仙等。如《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黄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其实也有对黄帝的神化；《汉书·郊祀志》云：“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而汉代之前“天神”是“黄帝”的别称。秦汉文献对黄帝形象的系统化、多元化，意味着“每多经过一次手，就多经过一次损益增删”，与“原始性”资料相比，更是“进一步地失真”，在此意义上，秦汉时期的炎黄文献被称为第二等资料。

　　三

　　按照徐旭生所论传说时代历史研究“史料原始性的等次性”，魏晋南北朝以后“新综合的材料”，属于逐渐失真的第三等材料。由于炎黄学所使用的炎黄文献，与炎黄遗存、炎黄传说一样，都是炎黄记忆的重要载体（尹全海《炎黄学叙论》，《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诸如《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宋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之20部正史，《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大明一统志》等地方之书和地理书，《古今注》《抱朴子》《神仙传》《搜神记》《拾遗记》《述异记》《列子》《鹖冠子》《孔子家语》等诸子书，《帝王世纪》《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路史》《绎史》《稽古录》等典籍，以及《元和姓纂》《轩辕黄帝传》《纲鉴易知录》《三字经》《四字鉴略》《幼学琼林》等姓氏书、蒙学书，对炎黄事迹持续不断地记载，这一过程本身也是历史的真实；炎黄作为人文始祖的形象已深入人心，成为共识，就炎黄认同而言不存在失真问题。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里，自司马迁《史记》构建起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谱系，《汉书》沿袭之。魏晋以后凡是建立政权的民族，均以炎黄子孙自称，并通过历代正史把自己和炎黄联系在一起，如慕容鲜卑自认为黄帝之苗裔，《晋书·慕容廆》记载：“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八《载记第八·慕容廆》，中华书局2012年）鲜卑族的拓跋氏也认为自己是黄帝后人，《北史·魏本纪》记曰：“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子少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李延寿《北史》卷一《魏本纪第一》，中华书局2013年）契丹人则自称为炎帝之后，《辽史·本纪第二》赞曰：“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庵山，徙黄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署，刻木为契，穴地为牢。”（元脱脱《辽史》卷二《本纪第二·赞》，中华书局2013年）西晋皇普谧《帝王世纪》更是为炎黄撰写了一份相当完整的“履历表”。此等文献虽与炎黄时代相去甚远，历经后世反复综合与系统化，其间不断添加的时代痕迹，不仅固化了作为人文初祖、华夏始祖的炎黄形象（李俊、王震中主编《炎黄学概论》），还回答了炎黄文化是如何传承至今的。因此，在文化认同意义上，魏晋以后的炎黄资料与第一等资料，具有同样的价值。

　　依据资料写定年代划分资料等次，至今仍然是传说时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需要学界关注的是，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简帛佚籍的新发现，对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史学的影响，尤其对学术史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自序》，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传说时代历史研究资料“原始性的等次性”或因此需重新划定；另一方面，炎黄学是炎黄文化的学科化成果，炎黄学既关注具体史事，更强调文化意识，一定程度上不接受炎黄文献“原始性的等次性”限制。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20日 11版）